采訪人：李葉 李杰
受訪者：鞏淼森 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鞏淼森，博士，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DESIS Lab主任，米蘭理工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聯合培養的設計學博士。現任國際藝術與設計院校聯盟（Cumulus Association）執委，國際社會創新與可持續設計聯盟（DESIS Network）國際協調委員會委員及中國聯盟（DESIS-China）聯合協調員，中國高校設計學博士論壇和中國服務設計教育聯盟的發起人之一。學術專長包括服務設計與社會創新、華夏文化溯源與設計創新、創新設計等。
《設計》：作為國內最早從事社會設計的學者之一，您從何時開始關注或實踐社會設計的？能否用一個詞或一句話概括您進行社會設計實踐的理念？
鞏淼森：這要追溯到我在意大利留學的經歷了。2005年，我申獲一筆意大利政府獎學金，在米蘭理工大學POLI.Design攻讀戰略設計（MDS）二級專業碩士學位。這個課程培養方案的四大核心板塊為可持續設計、服務設計、社會設計和商業模式設計。這些內容其實與我當時的留學意圖有一定的差異，那時國內設計教育和產業的實際狀況是傳統工業設計的水平和發揮空間還很有限，對可持續設計、服務設計、社會設計等新興領域的關注較少，我急切希望學習意大利在家具、電器、文創等各類產品設計的方法和經驗。直到課程學習的后半段，我才充分意識到這些新興領域的價值以及為何稱其為戰略設計，遂申請了意大利政府博士獎學金，師從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教授從事可持續戰略設計和社會創新設計方向的研究。在讀博期間，參于了歐盟EMUDE和聯合國環境署CCSL等大型社會創新研究項目，參會組織了2008 Changing the Change國際可持續設計學術會議和2008都靈設計首都國際夏令營，2009年參與創建了國際社會創新與可持續設計聯盟（DESIS），同年作為聯合協調人與國內兄弟院校共同創建DESIS中國區域聯盟。這些留學和工作經歷，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個人的研究興趣和職業路徑。回國后作為江南大學DESIS Lab負責人，一直從事社會創新設計領域的教學、研究和實踐探索工作。2014年成功孵化了專注于智障人士關懷和賦能設計的無錫可益會社會設計實驗室，目前已經成為無錫地區的明星公益組織。2022年孵化了無錫九典書房，立足傳統文化，開展兒童蒙學教育的探索，以文化賦能下一代。自2010年開始，作為社會創新設計領域的重要交流基地和窗口，我們連續13年組織年度“江南大學DESIS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個領域持續耕耘近二十年后，如果想用一個詞來概括社會設計的根本理念的話，我覺是“敏銳的關懷”。
《設計》：“社會設計”是否就是“以社會為本”的設計？能否請您言簡意賅地描述社會設計？
鞏淼森：我覺得這么說不準確。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很可能有“以社會為本”的理念，但他們并不太對等。社會設計中的“社會”是形容詞，而以社會為本中的“社會”是名詞，作為名詞的“社會”，其內涵是比較確定的，與作為形容詞“社會的（Social）”有著顯著差異的內涵和范疇。比如當我們說“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的時候，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內涵。廣義的內涵指與“社會”相關的問題，作為一個中性的描述，指代一切具有普遍性和廣泛性的現象或議題，比如老齡化問題、食品安全問題、城市化問題等；而狹義的社會問題側重問題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一方面反映在問題對應人群的特殊性和相對小眾，另一方面，也反映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困難程度，比如智障人士、留守兒童、失獨老人等。在廣義和狹義的內涵之間，還有很多處在中間的概念內涵，不一而同。總之，“社會問題”這個概念，廣義和狹義的內涵有顯著的差異，如果把這種差異投射到“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概念上，同樣可以有顯著差異的解釋。廣義上的社會設計可以解釋為指向廣義社會問題的設計，狹義的社會設計可以解釋為指向狹義社會問題的設計。當然，一個專業詞匯的內涵，并不是單純的語構現象，而是由定義概念的實踐者和學者們共同塑造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設計通常指狹義的內涵，也就是說，設計領域所討論的社會設計，通常是面向狹義的社會問題所開展的設計活動。因為狹義和廣義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因此這些概念和內涵之間也有相對模糊的一面。正如同“設計”本身的狹義和廣義的差異和模糊性，在不同語境下，所指差異會很大。當我們從新聞媒體上看到誰是某事物的“總設計師”等類似表述時，這里的“設計”通常和設計專業所指“設計”內涵相去甚遠。廣義的設計似乎無所不包，那么整個社會的設計似乎也是一種設計，是不是可以稱之為“社會設計”？總之，如果拋開語境談專業名詞和概念，其意義和內涵容易混淆。當我們談設計或社會設計時，更側重在設計專業的語境下來討論，也就是相對狹義的設計和社會設計。因此，簡要概括，我認為社會設計是指圍繞社會性問題或目標開展的任何專業性的設計活動。
《設計》：社會創新和社會設計是怎樣的關系？
鞏淼森：這是個很有意思，也經常被討論的話題。我個人的研究更多用“社會創新”表述，但從研究的內容和結果上看，多數也都適用“社會設計”的表述。在國際社會創新與可持續設計聯盟（DESIS）框架下，社會創新的表述要甚于社會設計。那么它們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和“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指向完全不同類型的概念和事物，“社會創新”是指某一類創新，而“社會設計”是指某一類設計。若要探究它們之間的最大關系是什么，應該先追問“創新”和“設計”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廣義上講，設計是創新的前置構想，是整個創新全流程中的一部分，是創新的前提和龍頭。關于它們之間的關系，已經有充分的討論和表述，不再贅述。僅強調一點，如果試圖比較“社會創新”和“社會設計”，意義不是很大，因為它們根本不是同一類，可比性不強。比如，白馬可以和黑馬比，都是馬；也可以和牛比，都是哺乳動物；但是馬和草雖然都是生物，但沒什么可比性。
真正可以比較的是“社會創新設計（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和“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至少它們都是指向某類設計。要理解它們之間的差異，并不是理論問題，更不是語言問題，而是歷史和現實的問題。某種程度上，這些概念都是在特定的時間周期里，一些實踐者和學者在表達和交流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約定俗成的專業詞匯和概念。社會設計的緣起是設計領域的社會化思潮，設計作為專業是伴隨工業化和城市化產生的，因此有天然的親資本、親商業的特征，大量的設計活動和資源服務于更有消費力的人群。上世紀的后半葉掀起了設計倫理大討論的浪潮，帕帕奈克的《為真實的世界設計》就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著作之一，關注環境、底層民眾、弱勢群體逐漸成為設計界的共識之一，社會設計就在這個背景下產生，設計師通過專業設計介入，來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質量，化解或緩解棘手的社會問題。而社會創新設計的探索要晚一些，雖然有共同的時代背景，社會創新設計則更側重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從可持續材料和產品，到可持續生產和消費，進而到可持續生活方式等，換句話說，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有賴于人類社會個體和群體的行為和生活方式的轉變，最終也是文化和幸福觀的轉變，社會創新設計是在這條路徑的探索中提出來的概念。以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教授為旗幟的DESIS NETWORK成為了在這個路徑上探索的主力軍。
由此不難看出，相比指向狹義社會問題的社會設計，社會創新設計更偏向廣義的社會問題和普通人群的改變，包含但并不強調針對弱勢群體。因為對弱勢群體的關懷非常重要，但不足以改變目前不可持續發展模式的現狀，要實現可持續社會，需要更廣泛的人群的改變。這可能是兩者的關鍵差別之一。更多關于社會設計和社會創新設計的比較，可以參見曼奇尼教授的力作《設計，在人人設計的時代》一書。當然，正如前面所提，不管是概念詞匯，還是概念的定義，本質上只是一種人為的約定，既然可以這樣約定，那么也可以那樣約定。為此，如果我們把社會創新設計和社會設計等價起來，都統一稱之為社會設計，并賦予社會設計更包容性和普遍意義的內涵，也未嘗不是好主意。如此，“社會創新和社會設計”之間的關系就與“創新和設計”之間的關系實現了同構，學術界也可以省下不少咬文嚼字的功夫。
《設計》：關于社會設計方向，江南大學設計學院在教學和人才培養上有哪些設置？主要培養目標是什么？
鞏淼森：江南大學設計學院自2009年成立社會創新與可持續設計國際聯合實驗室（DESIS lab）后，逐步系統地開始相關方向的教學和課程建設。在研究方向布局上，我們把社會設計融入到服務設計和社會創新設計中。在本科生層面，側重服務設計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研究生層面，側重社會創新的理念和策略。目前在本科的產品設計、整合創新設計兩個專業，設有《服務設計》專業自主課，作為一門輔助性課程，讓學生了解服務的概念和基本設計方法，設計關注從產品延伸到服務。在研究生培養方案中，有一門選修課《服務設計與社會創新》，側重社會創新設計的探索，讓學生對服務設計等前沿領域有較深入的學習，對設計范式的變遷有基本的認識，并通過具體的社會創新設計項目開展實踐性學習和探索。這門課自開課以來一直是最受歡迎的研究生選修課程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DESIS Lab平臺，我們在這個方向上構建了教學、研究、交流和實踐多層次的體系。以研究和國際交流引領教學和實踐，通過教學探索來補充研究與實踐，通過實踐和實踐平臺支持教學和研究，實踐平臺包括Lab直接孵化的可益會、無錫九典書房等機構，以及愛未來、談村、倪家巷等伙伴機構。更詳細的內容，可以看我在《創意與設計》發表的一篇文章《面向社會創新的服務設計：江南大學 DESIS Lab 的探索歷程》。
《設計》：江南大學設計學院是否考慮將社會設計作為一個專業或專業方向？研修社會設計的學者中，有的想把社會設計作為學科，有的則認為社會設計作為學科會矮化了社會設計，會面臨話語霸權、實踐的窄化、概念的標簽化、簡單化等挑戰。您怎么看？
鞏淼森：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的課程，十余年來我們培養了大量的服務設計和社會設計方面的人才，包括一批到國外深造的學生。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并沒有將服務設計或社會設計建設為獨立專業的計劃，其中的部分考慮是服務設計和社會設計都是屬于高階段的設計領域，設計內容和過程相對復雜，難度較大。一方面需要對設計問題具有較好的探究和認知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有更成熟的專業技能。因此，在本科階段目前只是作為一門自主課程做介紹性的導入，也不排除作為獨立專業方向的可能，不過得充分評估學生的學習能力和效率。相對而言，在研究生培養中，研究方向設置相對靈活，目前有不少這個方向上的論文。2022年最新版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中，設計學成為交叉學科門類的一級學科（可授予工學、藝術學學位），服務設計、社會設計等新興方向都充分體現了綜合性、跨專業等交叉學科的特點。
至于社會設計作為學科方向是否會矮化了相關的實踐和探索的問題，我想這或許是一把雙刃劍。從社會設計的目的性來看，是否作為學科方向是次要問題，重要的是如何充分發揮所有設計專業和學科方向的作用來干預社會問題，促進社會進步。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專業或學科方向必然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也不排除連帶產生一些話語霸權、實踐的窄化、概念的標簽化等負面影響。但是也不能否認作為專業或學科方向的積極意義：獲得更多的學術發展資源，提高該方向的可見度和社會影響力，促進更加聚焦的探索和學術交流等。因此，孰是孰非，也不好一概而論。就我們學院的情況，目前并沒有在組織架構或學科架構上設立獨立的社會設計或服務設計方向，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在這些新興領域的探索和發展。
《設計》：您覺得中西方的社會問題和語境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會影響社會設計在中國的實踐嗎？
鞏淼森：社會設計圍繞社會問題展開，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和社會語境會在社會問題及其認識上都會體現出顯著的差異，當然也有共性。之前提到過社會問題有廣義概念和狹義概念，我們可以從這兩個角度略看中西方之間的共性和差異。在狹義概念的社會問題上，國內外有相同類型的弱勢群體，如殘障人士的出行，這是個全球普遍存在典型弱勢群體，都有出行的需求和困難。作為一個共性的社會問題，從公共空間和設施的角度，國際上已經有比較成熟的設計規范和方案，當然，每個地區執行的顆粒度不太一樣。我們也必須看到，目前國內在公共設施的無障礙、包容性設計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但問題存在和對問題的認識在中西方之間差異并不大。也有差異較大的一些社會問題，比如無家可歸者，作為典型的弱勢群體，是國外社會設計項目的高頻目標群體。然而在國內幾乎看不到無家可歸者，我們的文化（鄉土情結）、人口管理（戶籍制度）、保障體系（低保）以及城市管理機制等綜合因素決定了不會出現長期性的、數量上有統計學意義的無家可歸者群體。再比如難民的安置或移民的社會融入，也是歐美典型的社會問題之一，這些問題對國內的同行來說相對無感一些，我國總體上并沒有產生這些社會問題的土壤。這些都反映了不同的社會語境會產生不同的（狹義的）社會問題或問題的不同特征。
由于文化觀念和社會治理體系的差異，中西方在廣義的社會問題在反映出的差異性更大。比如備受關注的“健康”問題，雖然中西方很多病癥是一致的，但是中國有中醫和西醫兩套完全平行的健康與醫療體系同時在發揮作用，各取所長，尤其是植根于華夏文化的中醫的復興，將為健康問題打開新的空間和機遇，這次抗擊新冠疫情中中醫的處理手法和獨特表現是信號之一。再比如多性別（LGBT）問題，以西方政治正確的觀點看來，這是多樣性和個人自由的體現，應該得到社會充分的認可和尊重并積極通過媒體強化，讓這個觀念得到普及；而在中國本土文化和社會語境看來，這并不是多樣化問題，而只是一種反自然、反人類的病態現象。生病了，上策是治病救人，即使治不了，也不能把病態作為常態來宣揚，理直氣壯地以病為常。中國社會總體上遵循自然正確，錨定天地自然作為人文觀念的判準。因此國內主流社會在不少廣泛的社會議題上與西方的政治正確的觀念會形成顯著差異化的看法和理解，也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對社會問題的處理手法和設計干預方式。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關于流浪動物，我國雖然沒有無家可歸者群體，但有大量的流浪動物，很多人對這些流浪動物富有同情心，會定期投喂和保護它們。在教學中，我們發現學生也很喜歡為流浪動物做設計，來提高它們的生存質量。這類社會設計只看到了流浪動物作為“弱勢群體”值得同情的一面，卻沒有看到流浪動物的存在對環境和人們的生活構成威脅的另一面。同一事物的兩面，孰重孰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同一個社會問題的不同認知會產生截然不同的設計對策和構想。因此，中西方在文化和社會語境的差異必然會影響社會設計的理念和原則，以及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對策。
《設計》：您在社會設計和創新的探索過程中，先后孵化了可益會社會設計實驗室、王晶背書有機實驗農場、無錫九典書房等機構，能簡單談一些您這十余年來的實踐軌跡嗎？
鞏淼森：自2010年回國至今，除了校內的教學和研究，我也積極開展社會設計和社會創新的實踐探索，先后參與孵化了三個機構：可益會、王晶背書和九典書房。可益會社會設計實驗室致力于智障人士賦能的社會創新機構，最初只是2012年DESIS國際研討會的工作坊上提出來的一個設計提案“益工坊”，會議主席曼奇尼教授鼓勵我們嘗試一下，隨后小組成員之一張靂老師牽頭，帶領Lab團隊探索實踐，不斷優化，成效顯著，價值明確。2014年正式注冊為非民機構“可益會”，主要從事針對智障人士的潛能開發、共同生產與創造、社會融合等方面研究、服務和培訓。通過設計師和智障人士的多維創造性的交錯和整合，提高該群體的生活質量以及勞動的經濟價值。該項目獲評無錫市十佳公益創投項目、江蘇省青年公益項目大賽前三甲等榮譽，成為無錫地區的明星公益組織。
王晶背書是一家實驗性的有機農場，基于Lab在有機農業、社區農業等新型食品網絡領域的研究積累和伙伴關系，2014年團隊開辟了一個小型的實驗性有機農場，啟動實踐探索，目的是建立一個小規模但全新的創新型農產品生產和消費體系，通過先進的永續耕種技術整合，高效普惠的商業模式創新，以及圍繞信任鏈重構的社會創新，試圖摸索一條符合我國現實條件、面向相對大眾、具備高標準品質的新型農業發展之路，推動產業良性循環。可惜近年受疫情影響，加上租用土地因政策原因多次變更，目前這個實驗項目暫時中止。
無錫九典書房聚焦傳統文化的復興和創新設計，是DESIS Lab最新的實踐探索項目，也反映了我們在社會設計和社會創新等方向上的最新思考，將社會性視角延伸到了文化性視角。這種延伸和轉變并非必然，不過對我而言好像又挺自然。首先社會設計和社會創新其核心的作用對象是人，核心的作用機制是賦能，其作用效果伴隨著個人和社群的行為、認知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換句話說，社會設計促進社群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以文化更新導向更美好、更加可持續的未來。既然如此，社會設計和社會創新是不是可以直接從文化角度切入，來開拓新的探索路徑和空間呢？對于擁有上下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來說，文化資源是我們作為唯一存續的四大文明古國的絕對優勢。另外，在過去多年對先秦經典文化的學習中發現，不管是可持續發展還是社會創新的理論和思想，與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思想不謀而合，尤其是先秦經典文化這個思想寶庫，對認識和思考當代全球挑戰和社會治理有重要的指導價值和啟發意義。這些令人振奮的觀察促使我們在DESIS lab前期研究的基礎上，成立了“華夏文化溯源與設計創新”專題研究組，致力于先秦經典文化思想的溯源，并嘗試通過設計創新開發其在當下實現世界和生活的價值，以傳統文化的復興來促進未來可持續社會的構建。在多年研究積累基礎上，2022年，我們參與孵化了一個新的文化發展和服務機構“無錫九典書房”，它是一個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面向社區的綜合文化服務平臺，目前主要圍繞傳統蒙學、兒童研學和經典文化讀書會等開展實踐探索，嘗試以優秀傳統文化為切入點，直面社會問題和痛點，改造人和社群的認知、行為和生活方式，促進美好生活愿望和可持續發展愿景的實現。
《設計》：對剛剛開始從事或者準備投身社會設計的人，您會給出怎樣的建議助其順利開展社會設計實踐？
鞏淼森：我開頭說過社會設計需要“敏銳的關懷”，也就是說，從事社會設計的人需要有更強的社會使命感，以及對人類社會的終極關懷，這無疑對設計師的主觀條件提出較高的要求，否則，具體工作上可能會相對遲鈍，亦或韌勁不足，容易半途而廢。不過對于準備從事社會設計人而言，這只是基本條件，并不是難點，真正的難點是從事社會設計的難度以及與之相對稱的個人能力，包括綜合能力和專業能力。為此，設計師應對項目的難度和不確定性要有充分預估，對設計的目標效果預期不宜過高。如果你有足夠的社會關懷，對社會設計的復雜性和難度也心里有數，準備熱誠地從事社會設計方面的事業，那么我還有最后一個建議：在致力于處理社會問題的同時，最好能處理好個人問題。換句話說，促進社會的美好和進步同時不應忽視設計師個人的美好和進步。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如果設計師帶著情懷從事社會設計時，發現個人問題（如健康、家庭、職業等）沒有處理好，不妨重新考慮自己是否適合長期從事這份事業。如果是因為專注于社會問題而犧牲了個人問題的處理，某種程度上，這非但是不道德的，是否值得也需要重估；如果造成個人問題的原因與投身社會設計無關，那么需要評估下個人能力。如果尚不能處理好個人問題，那么處理社會問題就很可能會帶來高風險。總之，先具備處理好個人問題的能力，再投身處理社會問題是比較穩妥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