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工學博士，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副院長、設計工程與計算實驗室主任，設計戰略與管理方向負責人。兼任中國工程院戰略咨詢研究專家、中國創新設計發展戰略聯盟副秘書長、中國好設計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工業設計分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機械史分會副主任委員。榮獲第九屆光華龍騰獎“中國設計業十大杰出青年”、江蘇省科協青年科技人才等榮譽。研究方向為設計哲學、設計戰略與管理及產品創新設計。參與撰寫《關于大力發展創新設計的建議》（中國工程院報國務院文件[2015-23]）《中國創新設計發展戰略研究綜合報告》《中國創新設計發展路線圖》《中國機械工程技術路線圖》《設計科學知識圖譜》等具有影響力的著作與報告。
《設計》：請介紹下您與“好設計獎”的淵源。
徐江：有幸受中國“好設計獎”委員會委托，在此與業界分享“好設計獎”的故事。
“好設計獎”官方網站
“好設計獎”創立于2015年，原名“中國好設計”，該獎由中國創新設計產業戰略聯盟和中國工程院科技知識服務中心共同主辦，依托中國工程院國家高端戰略智庫，經中國創新設計產業戰略聯盟會長、兩院院士路甬祥發起，由中國創新設計產業戰略聯盟副會長兼理事長潘云鶴院士領銜，集聚中國創新設計領域知名專家智庫、產業資源、金融資源，旨在打造中國創新設計領域的權威獎項。2017年獎項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辦公室備案登記，獎勵編號0283。
“好設計獎”的誕生可追溯到2010年，經時任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理事長路甬祥院士倡導,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啟動編寫《中國機械工程技術路線圖》，彼時我有幸受邀主筆其中“文化與情感設計”部分內容。這項工作持續至今已有11年，期間我先后擔任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工業設計分會副秘書長、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工業設計分會副主任委員。目前《中國機械工程技術路線圖》（第三版）正進行新的修訂。在“路線圖”研究編寫過程中, 多位業內知名專家認為：中國要成為制造強國,必須從跟隨走向引領,從模仿走向創新,而設計是制造的起點和先導,抓住設計這個“牛鼻子”,就能占據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的制高點。
經過兩年多的醞釀和準備，2013 年 8 月路甬祥院士和時任中國工程院常務副院長潘云鶴院士共同牽頭實施中國工程院重大咨詢項目“創新設計發展戰略研究”，組織近 20 位院士、100 多位專家，在地方、行業和企業開展廣泛調查和深入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項目組于2015 年 2 月向國務院提交的報告《關于大力發展創新設計的建議》，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中國制造2025》明確提出將“提高創新設計能力”作為提高國家制造業創新能力的一項重要舉措。
在“創新設計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研究過程中，路甬祥院士與潘云鶴院士均強調了向社會推廣創新設計理念的重要性。路甬祥院士提出“全民都要有創新創意的文化，全民都能關注創新設計的理念才能真正取得成功，我們有沒有可能搞個‘好設計’ ”。潘云鶴院士也指出“項目研究成果，不僅要向中央報告，還要向設計界、產業界和社會公眾廣泛傳播創新設計的理念”。項目開展期間，我承擔了重大咨詢項目中的“好設計案例研究”子課題。為此，我們歷經五年，深入探討設計科學的知識演進，從技術人工物的哲學概念出發，研究提出了“好設計獎”的評選標準，在2020年12月杭州舉行的好設計年度頒獎典禮上，我代表好設計獎委員會正式發布“好設計獎”標準，以期得到社會各界指正。
《設計》：國內目前現存的設計類大獎賽有500多個，您認為“中國好設計獎”有何獨到之處？好的設計獎都具備怎樣的特點？
徐江：“好設計獎”發端于中國制造邁向中國創造的關鍵歷史時期。歷史上，英國、德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自上個世紀初以來便深刻認知到設計對促進國家生產力、提升創新競爭力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二戰后的德國和日本都面臨著經濟復興、擴大出口貿易的緊迫形勢，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日、德設立的設計獎項無疑成為了振興產業發展、提升創新水平、傳播本國產業文明的催化劑。
對比美國、日本和中國1960年至今的GDP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美國自20世紀后一直保持著國家GDP總量居世界第一的地位。近年來，我國GDP總量與美國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截至2019年，美國GDP總量為21.433萬億美元，中國GDP總量為14.343萬億美元），迎來彎道超車的絕好時機。當前，我國正處于加快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關鍵時期，更需要讓全民族、全社會認識到設計在國家科技創新發展中的不可或缺性，以創新設計提升國家軟實力，復興中華文明。因此，“好設計獎”的誕生有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代表著中國產業文明發展的先進方向和未來大勢。
美國、中國、日本GDP占世界GDP比例
“好設計獎”的發起人路甬祥院士和潘云鶴院士是著名的戰略科學家和教育家，此外徐志磊院士、聞邦椿院士、譚建榮院士、顧國彪院士、薛群基院士、項昌樂院士、鄧宗全院士、毛明院士、顧佩華院士、婁永琪院士、張彥敏理事長、孫守遷教授等國內工程和設計界知名專家也都全力指導和參與。“好設計獎”的評審嚴格遵守公開性、公正性和公益性的原則，每年通過在線征集（http://cgd.ckcest.cn）、初評、終評、頒獎等流程評選出若干項金、銀以及創意獎項。
“好設計獎”評選和研究案例廣泛來源于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杰出創新案例，覆蓋“產品、系統及工程設計、工藝流程及技術設計、商業模式與業態創新”等領域。在2015-2020年間，“好設計獎”舉辦六屆，累計評選出金獎58項、銀獎122項，聚焦在《中國制造2025》擬重點支持的十大領域。數據顯示：大型工程裝備、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新工藝是熱門獲獎領域，分別累計獲獎28項、22項以及22項，其中，大型工程裝備領域獲獎數量最多。對180項 “好設計獎”金銀獎獲獎案例的申報數據分析發現，“技術”、“服務”、“系統”、“智能”、“機器人”等關鍵詞成為代表我國制造業創新設計的重要特征。
2015-2020“好設計獎”金銀獎案例來源
值得提及的是，對于科學精神的尊重和對原創發現的重視是“好設計獎”一大獨特之處。面對一些被國外卡脖子的關鍵領域，“好設計獎”突出定位于服務國家科技創新戰略，利用高端科技智庫優勢，將我國重大科學儀器的原創設計和發明納入評選。2020年7月8日我在《中國科學報》撰文“創新設計凝聚中國創造的力量”指出,歷史上先進科學儀器的設計發明加速推動了科學研究水平乃至人類文明的演進。1895年德國物理學家雷諾茲僅僅在倫琴發現X射線后的數月內，就設計出用于醫學診斷和疾病治療的X光機，為人類健康謀福利。2019年“好設計”金獎案例“投影式紅外血管成像儀”采用紅外光源設計解決老年人和兒童等靜脈穿刺困難患者扎針難的問題，科技設計造福病患。
《設計》：請您分享一個“好設計獎”評選過程中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光時刻。
徐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路甬祥院士一開始就提出要重視“好設計獎”的案例研究，在其支持和見證下，2015年舉行了隆重的《中國好設計案例研究》叢書首發儀式。至今為止，“好設計獎”堅持從參與評選的近千個案例中深度挖掘、發現和研究。我在同濟大學建立好設計獎研究中心，與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科普與獎勵辦公室的劉惠榮副研究員共同研究出版了三部《中國好設計案例研究》系列叢書，旨在通過選編具有典型“創新設計”趨勢和特征的案例，為政府、行業和企業探尋設計行業前沿動態、提供經驗和理論啟示。以中國的設計優秀實踐成果來示范和引領中國設計和中國制造的先進文化。“好設計獎”案例研究將持續為知識網絡時代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設計理論大廈增磚添瓦。
2015年《中國好設計案例研究》叢書發布
《設計》：作為國內外設計賽事的資深評委，您認為設計大賽及大獎對中國設計的發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徐江：通過獎勵計劃來推廣優秀設計的戰略可回溯到1944年英國工業設計委員會的成立，其目標是鼓勵和幫助英國工業界為世界市場設計新產品。其原理是通過定義和推廣好的設計，提高公眾對好品味的認知，為現代設計創造全新的國內市場，從而鼓勵英國制造商提升對外貿易的水平和競爭力。我研究發現，近兩百年來，因科技知識的涌現與積累，重大的發明創新日趨是在具有明確目標的技術、市場和設計的結合活動中所獲得的。“好設計獎”尤其強調科技、設計與文化藝術、商業業態互融互合，突出設計驅動的創新和科技驅動的創新并駕齊驅。
我國要成為制造強國離不開先進設計戰略的支撐。“好設計獎”首要服務于我國制造強國戰略，遴選中國企業、中華民族創意創造的優秀案例，傳播中國當代先進設計文化和技術革新潮流。例如北斗導航、高鐵成網、嫦娥奔月等標志著我國制造業先進水平的重大工程裝備領域。希望“好設計獎”成為反映中國設計發展水平的晴雨表，希望“創新設計發展戰略”研究成為中國設計復興道路上的播種機。
《設計》：從設計教育的角度，您認為設計大賽及獎項對中國的設計教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徐江：在設計創意學院分管教學工作，我深刻感覺到大學教育問題的復雜性，具體到跨學科的設計教育問題就更為復雜。設計教育要游刃有余地把握好經驗實踐與知識理性的“鐘擺關系”。在此，我僅談個具體的觀點，知識網絡時代的設計教育，應該多從技術哲學、科學哲學、藝術哲學、社會學等學科中探尋滋養，追本溯源科學、技術、藝術與設計的哲學根基，窺探設計教育規律及奧妙，設計教育就易借到“光”，就易走向“澄明之境”。設計折射著人類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進化的足跡，建議設計學子們研習設計文化和設計史課程時，在浩如煙海的“科技史”、“哲學史”、“藝術史”中探尋到更多寶藏。
每年編撰《中國好設計案例研究》即有此考慮，希望這些設計案例帶著鮮活的知識進入課堂，理論聯系實際。立足前期的研究基礎，我在同濟大學建立“好設計獎”研究中心，牽頭負責設計戰略與管理方向，以案例為手段將科技、設計、商業和藝術知識的平衡引入到設計理論和知識體系中來，學生可以近距離感受到中國設計的進行時，感受到中國制造與中國設計交織出的宏大畫面。我想等中國創造夢實現時，我們設計院校課本上滿載優秀“好設計獎”案例，培養出一批批優秀的設計精英；更為重要的是好設計感動中國，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愛國敬業的責任擔當，幫助他們樹立遠大的志向和理想。比如“中國天眼（FAST）”——“500m口徑射電望遠鏡（FAST）柔性并聯索驅動系統技術及裝備”和“500m口徑射電望遠鏡（FAST）饋元艙系統 ”先后于2017年和2019年兩次獲得“好設計”金獎，金獎背后是一則則以南仁東、段寶巖等為代表的科學家的感人事跡。
《設計》：時代迅速發展變化，好設計獎的標準是什么？好設計的衡量標準是否發生了變化？
徐江：“好設計”的衡量標準實質上是如何檢驗中國產業實踐創新的真理問題，是打上特定時代烙印的，當然得應時而變。“好設計”案例研究團隊歷經7年，調研中全國7大地區、32座城市、160家企業。好設計的衡量標準源于好設計獲獎案例、源于“好設計”獎委員會專家們的集體智慧。具體而言，“好設計”獎評選標準分為“設計未來”、“設計創新 ”、“設計價值”、“ 設計體驗”四項一級指標和“戰略性”、“先進性”、“顛覆性”、“價值性”、“責任性”、“體驗性”六項二級指標。
“設計未來”一級指標著重強調面向未來的戰略規劃設計、解決公共安全與社會發展難題、有助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的戰略意義。“設計創新”一級指標側重突出指從0到1的質變。設計創新的“先進性”指設計方法科學性、功能實現有效性，工藝流程與材料等設計技術領先性；軟件、網絡及大數據等設計智能性；對跨界融合、業態創新及自主知識產權等水平的推動性。設計創新的“顛覆性”指具有原創性、前瞻性、引領示范性、不可預期性等特征。“設計價值”既指構成國家安全、民族文化、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品牌價值、競爭創造等價值；又包含“責任性”，體現出人文關懷、道德倫理、生態環保等責任，這正是創新設計的天然優勢，即注重可持續、體現倫理、道德和關懷。“設計體驗”指具有人性化、交互性、審美性、安全性、舒適性等體驗品質，體驗廣義上涉及個體體驗和集體體驗等不同類型。
“好設計獎”標準的哲學邏輯
“好設計獎”標準
我們一直在思考，農耕時代的設計和手工業制造催生了璀璨的農耕文明，工業時代的設計發明和創造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創造了現代工業文明。文藝復興以來技術和科學飛速發展，具有典型的“硬創新”的特征，而人類文明進化到今天，不是靠科技創新單向驅動的，設計的“顛覆式創新驅動”和“集成式創新驅動”同樣代表了人類智慧的超高創造性。
今天中國設計應該有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新標準，其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這是一個影響深刻且意義巨大的哲學命題。從哲學底層出發，標準的建立必定要遵循基本邏輯和規律。其一是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明確談到的“人的世界和物的世界”的關系。馬克思認為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中，人始終是主體。人既可以按照“物的尺度”去認識事物的“客觀規律”，又可以根據“人的尺度”去改變世界，把世界變成理想的現實。進一步，科學技術探究未知世界的客觀規律，即解決人類改造自然“物的世界”的“Be”的問題；但是社會中“人的問題”無疑又是多向度的。
其二，借鑒了美國人工智能學者、諾貝爾獎獲得者西蒙的“人工科學”理論。西蒙認為：自然科學（包括社會科學）旨在研究事物的本質，幫助解釋我們周圍的世界以及事物的現狀，而人工科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設計，設計解決“Ought to be”的問題，即“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實則，知識網絡時代的中國“好設計”應該關注中國如何從制造大國走向制造強國、十四億中國人如何創造幸福美好生活、如何實現“中國夢”等重大問題。
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及西蒙的《人工科學》
在此，簡要解讀中國“好設計獎”標準。人是有目的地利用技術改造世界，此即“技術人工物”的功能和價值維度，即通過技術物化功能的形式服務人本。人必定要考慮主體和客體的多維價值。西蒙認為：“凡是已將現存狀態改變成期望狀態為目標而構想行動方案的人都在搞設計”。在技術物化關系中，不同技術物化關系顯性表征出人與物、人與技術等不同體驗及意義構造關系。
技術革新引發顛覆式創新的例子很多，但并非所有顛覆式創新都因單一的技術變革觸發。從進化論觀點來看，文化與社會對技術及設計如何改造世界起著特殊的選擇和進化作用，可將其歸納為非技術因素驅動的創新。如指南針在我國古代最初發明是為了滿足祭祀、禮儀和占卜等確定方位需要，但對于歐洲文明來說，指南針是具有革命性和顛覆性的設計發明。又如古希臘匠人設計的自動門更多用來玩賞，直到文藝復興時代精密的機械結構才被用于制作鐘表和儀器，齒輪傳動原理才被廣泛設計應用于日常生活。
《設計》：西方設計發展早且相對成熟，但東西方價值觀的差異始終存在，中國設計是否已經確立了自己的評價體系？
徐江：從不同層面看，東西方內在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差異必然引起設計發展的差異，前文談到的指南針和古希臘機械結構的設計案例已可以說明，該問題有很多學者在研究，只是要注意中文“設計”一詞是外譯而來的。從另一層面來探討，各界都關心設計教育和設計研究的評價體系問題，東西方設計教育及設計研究都共同遵循本質的內在科學規律。
2015年，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創辦了全英文學術期刊《She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and Innovation》，逐漸在全球學術界發出中國設計研究的聲音。2018年以來，學院設計工程與計算實驗室利用文獻計量學理論與方法在設計科學知識領域持續開展了探索性工作，發布了《全球設計研究前沿報告》，出版了《設計科學知識圖譜》等論著。設計學科交叉研究是未來全新的視角和方向，實驗室創新性地引入“設計學科交叉度指數”來表征設計研究的復雜性和跨學科性，依托海量文獻數據實現學科交叉度的實時定量可視化評價。我相信這些工作將為中國設計與國際設計接軌、中國設計構建自身標準、走出一條特色之路展開有益的探索。
中國創新設計生態體系正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到來之際加速形成。同濟大學設計戰略與管理研究團隊發現，自2010年以來，國家和部委先后頒布了7項促進支持設計事業發展的政策，全國184個省市政府發布了850余項促進支持設計事業發展的各類政策，涵蓋創新設計、工業設計、設計產業、綠色設計、服務設計等各方面，各個省市設計政策都集中圍繞產業特點、資源稟賦和基礎優勢因地制宜地制定和施行。“政、產、學、研、媒、用、金”各界需要兼容并包，加強創新設計戰略研究，在宏觀戰略層協力科學解決設計認知規律和評價標準問題，在認知上再深化，就能形成推動中國創造的共識和合力，才會事半功倍，以中國式標準促發展，以中國式標準促創新。
2010年來政府發布的促進我國設計發展的重要文件
中國乃五千年歷史文明的大國，自古秉承“道法自然”的思想，人民大眾的福祉即是國家根本利益，好設計獎肩負著推動和傳播創新型國家文化建設的特殊使命。“好設計獎”評選與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同頻共振，在科技成果轉化、人文精神塑造、環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發掘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典型案例，引領社會價值取向，追求全人類福祉，創造幸福生活與美好未來。
感謝業內外持續關注和支持“好設計獎”的發展。特別感謝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辦公室、中國創新設計產業戰略聯盟、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設計學科評議組、北京光華設計發展基金會等機構的大力支持！特別感謝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湖南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天津大學、廣東工業大學等院校的鼎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