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云楓，德國特許設計師，加拿大霍氏設計 HUO DESIGN創始人，前華為設計中心顧問和導師，設計管理人和設計思想研究者。作為中國工業設計教育初期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他近年還在高校從事項目式設計教學，并行產品開發以及設計咨詢。
進入21世紀，設計開始和商業緊密結合，“設計思維”在北美也開始被普遍引入到商學院，工程學院以及中小學中去。這種形式的課程已經變化為一種專業外圍活動，不同于專業學習。而“同理心”只是“用戶研究”的替代品，“以人為本”才是更加核心的設計理念。用戶核心反映的首先是商業角度的研究，卻不是全部“人本研究”理念的內容。霍云楓想建議專業的設計人放下“同理心”，因為它僅僅是對典型設計流程的一種演繹，并無照抄的必要。同時，為了追求更加理想的境界，不妨遵從禪宗修行的某些做法，不拘一格地在日常生活中間悟道。真正的“設計思維”提示我們：應該用“前景”替代“問題”來占據我們的思維空間，這樣才能導向理想的未來。
《設計》：您曾經留學德國多年，今年正值德國包豪斯百年紀念，請您跟我們分享下您在德國感受到的包豪斯精神及其對現當代德國設計的影響。
霍云楓：我是1987年公派去的當時的西德，在那里前后待了十幾年。作為學設計的，來德國前就通過書本等媒體認識了包豪斯，不過在當地感受到的還是有所不同，在那里，這個學校是家喻戶曉的概念。但包豪斯精神在民間好像不是個概念，至少不是流行的話語。在業內，特別是設計教育界，更加流行的是烏爾姆造型學院（或稱設計學院），它是包豪斯的延續，但不是拷貝。兩所學院共同的地方是結合技術與設計（包豪斯時期說技術與藝術，那時候德國人不用design這個英文詞）。在學習中，我的老師雷曼教授給同學們講了德意志制造同盟（Deutsche Werkbund），雷曼教授是該組織在巴符州的資深會長。漸漸地我通過設計史了解到，這個組織才是關鍵，它是1907年成立的，直到今天還在德國運行，而包豪斯只是該組織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發起的眾多項目之一，是項目中唯一的學校。在上世紀初，制造同盟發起最多的項目是住宅，具體說是供出租的低成本小區。那些項目通過全新設計的工業化建筑形式，贏得了全世界的關注。幾位頂級大師親自設計的出租房成為現代主義建筑的輝煌典范，引領了一百年來全球的民用建筑面貌。包豪斯學院其實也是建筑學院，學生從基礎工藝學起，經過紡織、木工、金屬、陶瓷等進入產品、家具、燈具，漸次接觸建筑設計。所以包豪斯理想是培養全能型設計人，不僅是產品設計師，但最后還是功虧一簣了。戰后德國分裂，西德在美國的影響下發展。烏爾姆學院起初就是美軍占領當局扶持的，偶然才做成了設計方向。成立后一意成為新包豪斯，請到瑞士設計師，也是包豪斯出身的麥克斯·比爾（Max Bill）任校長，同時還聘任了一批專家開課，除了老包豪斯人，尚有其他學者如符號學大家麥克斯·本澤（Max Bense）。這個學院也是短命的，只比包豪斯稍微長一點，但是它的辦學理念和方法卻成為西德乃至今天德國設計院校的典范。簡單地說，除了現代設計的社會理念，就是項目式教學，注重方法學、技術和功能。
除了教育本身，設計在德國是遍地開花。因為深入到社會和企業的方方面面，所以城市人永遠處在設計的包圍中，幸而是高水平的設計環境。德國設計經過包豪斯以后的風格就是“現代主義，國際風格”，這個特征在戰后已經成為工業社會所共有的。但是“規范”才是德國的關鍵詞，“創新”則是新規范的生成過程。“德國設計”其實是“德國制造”的一部分，它們的關系就是相互支撐，而連接處就是規范。德國工業的力量來自規范，而規范就是好設計組成的體系。制訂規范的是行業組織，不是政府；企業一定會服從規范，根本不成為問題。規范是行業技術的最高體現，公開而且鼓勵使用。不規范的企業會自動出局，早晚而已。工業4.0 就是目前正在形成的新版德國制造規范。這里說的設計，是廣義的，不止是工業設計，包括了技術和工程領域。規范來自典范，典范是成為楷模的原型（Typus），原型是工業設計實踐的唯一實在結果。這個概念也是德意志制造同盟初創時期經過大辯論得到的統一思想，以后的德國工業和設計界一直遵循這個路線。將創新納入規范，應該算是制造同盟為德國貢獻的優秀工業文化。
需要補充的是，近來因為包豪斯百年紀念，德國的百姓又在重溫包豪斯文化遺產。去年游歷魏瑪小城，見到大興土木建造新包豪斯博物館，以及最近德國同學來訪提到公司上層熱心于包豪斯風格的環境布置等，都說明它煥發的生命力。
最早的現代"居住小區"，斯圖加特白苑新村
《設計》：歸國以來，您一直積極地與各大高校合作，傳播新銳的設計教育理念，您如何評價國內設計教育的特色及問題所在，推薦引進哪些國外的先進模式及經驗？
霍云楓：前面說到，我是八十年代作為教師公派出國的，而雷曼教授也一直把我當作老師培養。雖然后來的職業路線在企業和實務中間延伸，卻時不時地提醒自己不能忘記當年的初衷。最近幾年我在天津大學等幾所高校上課，就是想通過自己的教學來影響學生，讓設計重新回到項目實踐中去，通過全流程的訓練去培養具有動手能力的項目設計師。據我近年的了解，工業界已經出現了人才短缺，國內外的大企業都在尋找好的產品設計人才，但如愿者廖。經過多年數碼化與交互設計大潮滌蕩以后，產品領域的畢業生太少了。
同時，我也在努力把工業設計和設計管理的內容做成新的通識課，帶給非設計專業，如工程、商學的學生，為新工科的實現出力。這方面才剛剛開始做。
通過下面問題的答案可以比較詳細地解釋我的具體做法。
從原型到典型的展示，斯圖加特保時捷博物館
《設計》：您在一次論壇上談到設計教學和實踐中的“兩把鑰匙”，請您詳細地講解一下“經緯交叉”和“師徒同心”。
霍云楓：我提出的“兩把鑰匙”的說法，也是為了解讀德國設計教育的成功之處。
“經緯交叉”就是在設計教學的思路上將理論與工業實踐結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項目式教學”。“經緯交叉”不是我的發明，它是我對德國項目式教學所做的闡述以及推廣工作。這個織布的比喻來自一句話，“經緯相交，是為組織”。這是一個老朋友所言，給我啟發。南京云錦博物館里的“大花樓提花織機”上工人表演的古代織錦技術，給我很深的印象。
在目前的高校工業設計專業里，理論課都是分別講授，互相平行，各自為陣。怎么與實踐結合？在此我引入了織布工藝的方式作為啟發，把理論課比作織布機上的經線，條條垂直走向，互相平行；而織機上的梭子帶上的是一條緯線，它好比是一個項目，在人帶領下一路穿行，穿過條條經線，橫跨過去。這一橫跨，就和緯線發生了多次交叉接觸，形成布的微觀結構，也是形成組織的關鍵技術。那么，我們的項目必須是完整的，穿過所有的理論結合點，達到終點。下個項目，又復如是。一次次做項目的過程，就是設計學生向設計師轉變的過程。好比是線團變成布匹的過程。橫向穿梭的次數越多，布匹就越長。作為設計學院，德國的學院一般在畢業設計前經過七個完整的項目過程，這些項目就是設計專業的主課，每個學期的最大壓力也在此項工作，而非理論課。
針對許多學校設計專業實踐課程的缺失，我想引進一個補救措施，就是把項目式設計做成模塊，插入到現存的課程結構中去。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在四所大學中把項目教學開展起來。令人欣慰的是，學生們的積極性超過了我的預期，作業的水平也越來越高。雖然引入項目，無奈現在的國內大學，把工業設計與產品設計作了人為的切割。但是三維設計的規律還是共同的。只是在國內的“產品設計”專業，學生不會有工程方面的課程，只是學習典型的“設計課程”，比如“三大構成”、CAD設計方法以及項目相關的技法課。這就帶來知識不足，經線太少。無論文科、工科大學，對于流程的關注不夠，而工業內部的職業要求與工作規范往往不會被大學接受。在注重研究的重點大學，由于評估標準的影響，可能造成學生不做項目或少做項目。這樣的結果是緯線沒有或太少，平行的經線虛飄著，形成不了布匹。
新的包豪斯博物館指日可待，2018年德國魏瑪市區
關于“師徒同心”。包豪斯的工場是它的成功關鍵，引進機器到學院是個創舉。不過人們未曾注意的是，這個工場內部的人際關系也是關鍵，就是師徒關系，不是師生關系。兩者區別在于：師傅不等于老師。老師水平無論高低，只要講授知識就是務正業；但師傅不同，他必須要做示范，有技術絕活，在行業就業。這個事情那時是否有深意，我們暫且沒有定論，但是對于教學質量是影響深遠的。學院為工業服務，不僅在技術層面，而是在組織層面也有重合。師徒關系，必然比師生關系更加緊密，除非特殊例子。我曾經學過徒，當過工人，對于師徒關系有切身體會。這個事情很有意思，它是古代的作坊組織遺留下來，被現代工廠吸收了的一種文化。即使現在的科技大企業如華為，其白領員工在入職以后依然要實行“導師”制，也是變相的師徒制度。在講企業文化的時候，似乎還沒有哪位專家注意到這一點。
作為教師我注意到，在講臺上面對學生，不容易收到很好的教學效果。講設計不如做設計，或者展示自己做過的案例。教好設計的一定不是講授，而是傳授以及教練方式。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作坊里師傅帶徒弟的模式。過去作坊里是三個層次的人：師傅、伙計、學徒。在那里“產、學、研”可以真正有機而且高效地結合在一起。伙計是滿師的學徒，伙計生產，學徒幫忙并且學習，師傅則作示范，開發新品以及從事高難的工作。這對今天的高校“產學研”也應該有啟發。
現在我的項目課，首次必須做的是介紹，大家相互認識，然后是任務、說明和動員。在基礎課程內容交代完后，我會告訴大家，我在任務里面的角色是教練，不是教授。教練不講課，而是帶領大家做事，學員不動，我也沒法教。要做到目標明確，師徒同心。
大花樓云錦提花織機，南京云錦博物館
《設計》：您曾在演講中提到用中國的“禪”來替代同理心，從而解放靈感。這種心態在當今浮躁的社會是很難把持的，您是否有具體可操作的思維指導方法和建議？
霍云楓：我對目前的設計大眾化運動持支持態度，同時與專業設計區別對待。在目前的大眾設計活動里，講究的不是結果，而是參與。所謂“同理心”是個好賣點，它容易讓人切入一個陌生的領域。但設計者的立場是不同的，他/她要全方位地關注和研究，并且不斷轉換視角，還須對項目牽扯到的所有相關方面負責，不僅是體驗的用戶而已。設計師基本訓練就包括了這項要求。而同理心、persona之類的工具是十多年來心理學滲透設計領域造成的方法借用，乃至術語“跨界”。如果我們可以借用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的術語，那么我們同樣可以采用佛學以及玄學的概念和方法，只要它們有積極的影響。設計如同管理，它不是科學，至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
禪宗的思想源遠流長，從中國傳到日本，又從日本傳去美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期的美國青年，有不少經歷過彷徨時期，也就有一批人接受了印度佛教以及東方禪宗的影響。硅谷的企業家許多是這樣的背景，不同于其它地區的情況。喬布斯本人就是典型的個案。他從來不依賴市場調研，更不具備“同理心”，相反，他是相信本心、自性的個人，寧愿把自己關閉起來，去尋找真理。也許因為他不是設計師，而是承擔企業責任的高管，他不會相信膚淺的形式主義的結論，而是苦苦尋求眾人難以企及的高度。辦法就是離開喧囂的眾人，尋求清靜的天地。經驗主義或理想主義，他一定是相信后者。但是，英美哲學的根基以及淵源離不開經驗主義的土壤，理想和理性仍然屬于歐洲大陸學派。結果是他的志向加冥想，通向了前所未見的新產品原型，并且成為典范。
學生的"設計創意技法課"，濟南齊魯工大
回顧“設計思維”概念的由來，可以歸結為兩類：一是理論研究學者們半個世紀以來對設計創造方法的研究與抽象，二是設計師兼理論家對設計方法實踐的總結和領悟。理論研討給設計界帶來了許多新概念和方法，同樣帶來爭吵和困惑。進入21世紀，設計開始和商業緊密結合，“設計思維”在北美也開始被普遍引入到商學院，工程學院以及中小學中去。這種形式的課程已經變化為一種專業外圍活動，不同于專業學習。而“同理心”只是“用戶研究”的替代品，“以人為本”才是更加核心的設計理念。用戶核心反映的首先是商業角度的研究，卻不是全部“人本研究”理念的內容。
總而言之，我想建議專業的設計人放下“同理心”，因為它僅僅是對典型設計流程的一種演繹，并無照抄的必要。同時，為了追求更加理想的境界，不妨遵從禪宗修行的某些做法，不拘一格地在日常生活中間悟道。不必是外表上的，而是內心的追求，時時刻刻都是在修道，即實踐設計理想，總會悟道的。當然，團隊活動的方法很多是可以繼續使用的，不過個人的創造過程永遠是推進的動力，因為創造絕非頭腦單獨完成，意志也起到決定作用。認知心理在當今大行其道，不過認知學的短板不僅在忽略情感，而且在意志缺失。真正的“設計思維”提示我們：應該用“前景”替代“問題”來占據我們的思維空間，這樣才能導向理想的未來。
我坦率承認，我沒有具體的禪宗思維指導書，因為禪宗的特點是不落文字的，它取決于情境、時勢，以及人的悟性。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設計不是人人可以做好的事情，總有一些人可以做得比大多數人更好，他們就是職業設計家。
創意成功是她意志的勝利，濟南齊魯工大
《設計》：三十年來您先后服務過歐洲及國內的頂級品牌，請談談您所見證的國內品牌在設計驅動創新、提升品牌價值方面的發展歷程。
霍云楓：1987年我到了西德。那時西歐的工業設計正當高潮，同年歐洲共同體（歐盟前身）舉辦了首屆“歐洲設計獎”。我的導師雷曼教授榮任評委會主席，他送給我一本書，里面是所有獲獎單位的圖文介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里并非是設計師獲獎，而是公司得獎，無一例外，可見歐洲人對工業設計作用的理解當時已經是在高層次，包括品牌、文化乃至社會的層面上。我在斯圖加特完成了五年的工業設計學習，又進入業界工作，先后為德國、荷蘭、比利時的客戶完成了不同類別的產品設計項目，主要的產業范圍是文體用品、辦公家具、燈具、旅行個人用品以及電信產業，后者的意義逐漸超過了其他的所有行業。
1998年結束了德國的工作，我回到深圳。起因就是華為公司的工業設計剛剛起步，他們熱情地邀請我回來。我在1995年的日內瓦電訊展與華為有過不錯的接觸，后來又在歐洲組織深圳工業設計考察團得以認識了幾位華為人，于是開始了一段不平凡的設計之旅。
基于雙方的共識，我以合作者的身份加入了華為。那時在公司內部工業設計屬于結構造型部，任務是開發產品整機。我們開始時考慮的還不是品牌，而是團隊的建設，因為人的培養第一。這一點不光是華為，其它公司也類似。2000年的時候，華為成立了設計中心，是圍繞產品設計的真正的工業設計中心，工作包含產品的整個機體設計，為整合里面的通信功能部分實現產品化。學習先進是第一步，首先我們將目光投向鄰國韓國的三星，這個公司九十年代末已經在產品設計和品牌建設上嶄露頭角，工作十分出色；另一個先進公司就是飛利浦，他們的企業設計、產品設計以及設計管理都是第一流的，值得我們好好學習。當然，IBM公司一直是學習的對象，是時華為引進IPD的過程延續了數年之久。這是流程構建的過程，深刻而艱難。公司的工業設計團隊多半是七零后的男孩，好學而勤奮，我們有著很好的關系，不僅在工作層面。
中國之花開放在歐洲都市，丹麥哥本哈根
團隊通過一起學習外國公司的改革和管理經驗，升華了設計的理念，摸到了大致的路線。接著就是一系列的具體項目，鍛煉了隊伍，提高了真實的設計能力。項目不僅僅是市場急需的產品，也有預研項目，以及其他比如展示用的項目設計。這段時間，電信業的國際競爭十分激烈，公司也都十分重視參展的形象，為展會設計制作樣機也是一樁大事。當然，去展會同時會看到各大公司競相開屏的盛況，這也是公司之間互相學習的最好時機與場所，因此每年的電信展總是備受關注。我想，工業設計的關注度，在華為主要是因為電信行業的長期高速度發展造成的極大創新需求。
這里，我還想說，往往是技術創新與企業競爭驅動了工業設計，而不是設計驅動創新。因為當下典型的工業設計所做的創新多半是低層次的應用創新，更多設計師是在從事改進人與技術或商業接觸的方式和體驗，技術與商業的進步速度永遠超過設計行業。設計在企業還是執行機構，推動設計向前發展的驅動力是什么，這個問題還需要再次提出來求解。
正因為電信行業的超常發展，競爭需求帶動了一眾大企業紛紛行動，各顯神通。企業投入重金首先是引進流程，在華為首先是研發流程IPD。1998年開始引進IBM的整套產品集成開發流程，同時有美國顧問坐鎮“導入，支持執行”。公司在削足適履的過程中經歷陣痛，工業設計部門也有了更大影響力，我們能夠比較自由地做樣機，產品的設計也出了不少新設計。不過，風格問題漸漸浮出水面。在華為，那時設計外包不少，也是預研項目，不一定會投產。國外設計師們風格各異，無法規范。當業務發展到這個時候，公司迫切地需要符合產品定位的品牌形象，而產品工業設計就是其中最為直觀的一部分。內部項目在我的示范影響和一眾設計師的努力之下，漸次地有了一種“進化”的設計語言和家族特征。可以說是自發的產品形象萌芽已經產生，而且得到了肯定，用在了不同系列產品線，乃至華為子公司的電源產品上。這是2002年前后的情況。
因公司業務的發展和產品國際品牌形象的需求及設計師的牽引，華為在2005年啟動了PI規劃，也就是企業級的產品形象辨識系統規劃及樣機設計。規劃覆蓋當時所有的產品，是個劃時代的工業設計項目。項目分為理論、規劃和設計三部分。這個項目一直到2007年才完成全部內容，并且圓滿地移交投入使用。項目的應用結果據有關負責人反饋，該規劃在公司網絡設備產品中全面應用，獲得成功。項目的效果反映在提升品牌形象以外的設計工作大大減少，設計人員可以在做精、做深客戶感知方面下功夫。品牌形象在業內的關注度和地位顯著提升，而且項目開展的時機也是把握的很合適，如過早則可能不會有如此結果。另外，在公司收購的外來產品線的設計改造上，也起到了應有的規范效果。
回顧項目的深層意義，必須提到，PI在該公司最高層的認識，早已形成了需求和內力。除了實現國際競爭進入頂層小圈子以外，實現了在產品全線實現品牌高質量形象，還有產品高度穩定的印象。后者對電信設備供應商而言具有極大意義，過度設計以及設計風格的變化無常規都會造成不專業不可靠的感覺，從而失去客戶的信任。設計師的過度炫技在此地屬于大忌。
這個項目的準備和執行耗費了我很長的時間和精力，主要的準備是理論研究、符號學應用以及設計管理部分，再就是說明和說服公司內部立項的過程。項目曾經得到香港理工大學兩位教授的鼎力協助，在此深表感謝。最后必須說的是，沒有公司領導自始至終的支持，這個成功是無法想像的。該成果的理論預研部分，我已經通過2017年在新加坡舉辦的“TE CONFERENCE 2017”出了第一篇論文。
常態化的無人駕駛地鐵，丹麥哥本哈根
《設計》：現代科技發展的速度是人腦望塵莫及的，在AI即將取代大部分職業的焦慮氛圍中，普惠設計已經開始真切地沖擊著設計師這個職業，您認為設計師該如何與AI等科技手段“和平共處”？未來社會需要怎樣的設計師？
霍云楓：作為設計業的人，我很關心人工智能這個話題，我說一點個人淺見。
我是國內工科本科，加上德國工業設計五年大學，自己覺得還懂一點技術與工程，對于AI的基本知識也是作了自我教育的。近來熱門的“神經科學”，我經由心理學的研讀得以了解其大概，直到不久前我才感到這幽靈已經近在咫尺。說是幽靈，未必是恐懼的意思，相反，可能是很好的一件事。我們談論的“智能”，其實不是重點，“人工”才是關鍵。我們談“人工XX”，就是在談“非人”，就是指機器；而智能則是指代“軟件”，那么翻譯出來，AI就約等于“機器軟件”。
這么一來，問題就簡單了，“機器軟件”一直存在，為何現在不同？為什么恐慌了？原來是這個軟件不同了，它升級了，有了所謂“學習”能力，通過訓練會不斷地升級。時下的主流版本是“深度學習”，它據說能夠做太多的事情，只要你想得到，能夠教會它。
打敗圍棋冠軍的，就是這個軟件。但是據AI專家斯坦福大學李飛飛博士說法，目前這種軟件的智能尚低于3歲兒童，因為人不僅僅會做一件事情，而軟件目前都是專業化的。那么，我們設計師做的事情，它會不會？會多少？什么時候會超過我們呢？這個問題一定是大家關心的。不過，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還是交給專家吧。
作為擅長創新的設計師，逆向思維是基本能力。既然人家找上門了，來而無往非禮也。我們要正視AI的來臨，同時要歡迎它，幫助它早些來為人辦好事。這個正是我從煙臺世界工業設計大會“智能城市”分場最后一場報告得到的啟發。作為AI行業專家，加拿大來的李博士作了一場關于深度學習的可能應用方面的短報告。這個報告一出，就讓會場所有人，包括外國來作報告的智能城市專家們集體亮了眼。后者的思路還是古典的設計優化，對于“智能城市”的設計缺乏新思維，我最感興趣的是關于AI與工業設計合作的思想，可惜李博士還未來得及深入研究。我們在場外作了交流，我得到一些啟發。
我的想法初步是這樣：目前的人工智能，好比在牙牙學語的娃娃，它的能力一天天在變大，卻暫時沒有什么事情好做。和人類不同，機器沒有必要成長為全能的人，所以在某個領域，3歲也就可以辦事了。那么，它的爹媽呢，往往也不知道怎么辦好，讓它做什么倒成了問題。同時，我們的設計師還在遠處害怕它來搶吃的。我們不應該敬而遠之，而是要過去幫忙給它派點正經活兒。我們可以成為AI應用設計師，專門為機器軟件找到合適的用武之地。這樣一來，機器就成了人的好幫手。前提肯定有，就是新的AI應用設計師必須掌握以下能力：對人類設計過程的深入了解，對需求的敏感和分析力，對AI的理解與接口的學習，對于本行業進行升級的準備。這件事情應該是AI行業的專家與設計師一同來進行，至少目前得這樣操作。好像一百年前的工業設計，是建筑師、藝術家和工場師傅一起培養起來的。
我剛剛開始學習，所以分享的東西有限，希望拋磚引玉。未來社會需要許多的AI應用設計師，我希望這一天早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