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少平
華南理工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
編輯_Edit_ 李杰 李葉
管少平博士，中國建筑文化研究會風景園林委員分副會長，教育部教學指導委員會工業設計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際園林景觀規劃設計行業協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工業設計協會教育分會常務理事，廣東省機械工程學會工業設計分會副理事長，國際中國規劃學會會員，中國風景園林學會會員，廣東省高校美術與設計教育專業學會常務理事。
訪談中，管少平教授梳理了可持續設計在國際國內發展的歷程，總結出，盡管總體水平上我國可持續設計發展水平至今與歐美發達國家仍有不小差距，但不管是政府、科研院所還是企業都已經全面地提高了認識水平并正積極地推進可持續設計的發展。管教授還提出，“如何在設計驅動商業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可持續之間獲得平衡？”這個問題在當今有著更廣泛、更新、更深刻的討論價值。
《設計》：請您介紹下可持續設計在國際及國內的發展歷程。
管少平：在談可持續設計的發展歷程之前，有必要先簡略地了解一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這兩個思想觀念的產生與發展的歷程。
首先，說說環境保護。“環境保護”所指的環境就是人類生存的空間及其中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類生活和發展的各種自然因素的總稱。1935年，英國生態學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生態系統”概念，認為有機體不能與其所處的環境分離，必須與其所處的環境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形成一個自然生態系統，它們都按一定的規律進行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人類活動如果對其賴以生存的環境造成的沖擊和破壞超過一定限度，造成環境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障礙甚至瓦解，就必然危及到人類和其它生物生存發展。
20世紀上半葉，越來越多的工業污染引起了更廣泛的關注，不斷加深且頻繁發生的污染公害事件，造成了許多慘劇，逐漸使公眾從公害的痛苦中開始覺醒。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美國經濟空前的發展時期，也是美國環境問題空前突出的時期，這期間，一個從小就將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的倫理觀念深植頭腦中的女性，以她的一本書喚醒了人們沉睡的生態保護意識，她，就是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和她的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寂靜的春天》。她用了四年的時間進行廣泛調查后寫成了《寂靜的春天》一書，將濫用DDT等合成殺蟲劑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大量觸目驚心的事實揭示于公眾面前，引起了美國朝野震動，并影響到全世界。卡遜通過《寂靜的春天》，不僅僅阻止了殺蟲劑的濫用，更重要的是她喚起了公眾環保意識的覺醒，進而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并延續至今的環保運動。
《寂靜的春天》推動了全世界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性環保運動開啟了，全世界各種針對環保的組織紛紛成立、會議紛紛召開、宣言紛紛發表。1968年，“羅馬俱樂部”在羅馬成立，1972年發表了震撼世界的著名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對西方流行以資源的高消耗、污染的高排放和生態的嚴重破壞為代價的高增長模式進行了深刻的反思；1969年，“地球之友”在美國舊金山成立；1970年，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在東京召開公害問題國際座談會，會后發表《東京宣言》，將公民環境權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0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立環境委員會；1970年，在美國，一些環境保護工作者和社會名流發起的一場聲勢空前的令世人矚目的“地球日”運動，呼吁創造一個清潔、簡單、和平的生活環境。在全球環保浪潮的推動和壓力下，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會議的希望是：鼓勵和指導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采取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行動，并要求各國政府、聯合國機構和國際組織在采取具體措施解決各種環境問題方面進行合作。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人類環境行動計劃》，還通過了將每年的6月5日作為"世界環境日；在會議的建議下，還成立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這次會議在世界環境保護工作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自斯德哥爾摩會議后的二十多年間，幾乎每一年、兩年就有一次大的有關環境保護和社會發展的會議，并發表宣言、制定計劃或公約、設立基金等。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共同發表《世界自然保護大綱》；198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0周年紀念會議在內羅畢召開，通過《內羅畢宣言》，1984年，聯合國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 1987年，聯合國世界與環境發展委員會WCED通過了《東京宣言》，并公布《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書，提出了許多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思想的建議；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通過了《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會議還通過了《21世紀議程-可持續環境與發展行動計劃》、《生物多樣性公約》等。這里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如果說斯德哥爾摩會議是對全球人類的環境影響的首次評估，試圖就如何應對保持和改善人類環境的挑戰達成一個基本共識，《人類環境宣言》基本上是支持廣泛的環境政策目標和具體目標，而不是詳述規范性的立場；那么，到里約會議時，國際社會的任務就變成了對現有環境方面規范期待的系統化和重申，以及為可持續發展大膽奠定法律和政治基礎。這對保護環境立法而言無疑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其次，說說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是相應環保的觀念生發出來的。從環境問題的發展歷程能看到，由人制造的環境問題是隨人類誕生就產生，且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撇開自然原因，環境問題就是指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矛盾，當這種矛盾嚴重到超過生態系統承載能力時，就將危及人的生存。人這一物種要延續下去，其賴以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就必須保持系統完整性和動態平衡調節能力。一種可以長久維持的過程或狀態稱之為可持續性，事物從出生開始不斷地變化更新稱之為發展，那可持續發展就可以理解為事物可以長久維持的不斷變化更新。環保的目的就是要消除或平衡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矛盾以維持人類的長久生存演化，也就是維持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要維持人的可持續發展，也就要求其依賴的環境的可持續。這就是為什么現在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總是放在一起討論和研究，甚至還有我國現在流行的“環保可持續”這樣的表達。
通常都認為，“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是在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共同發表《世界自然保護大綱》中明確提出來的，在大綱的IV頁第一段第一句就是“《世界自然保護大綱》的目的是通過保護生命資源來推動實現可持續發展。”大綱文本中還談到“必須研究自然的、社會的、生態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的基本關系，以確保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但可持續發展這一觀念的形成，源頭更早可以追溯到羅馬俱樂部1972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在此項研究中，揭示了西方國家流行的高增長理論背后是以資源的高消耗、高污染和生態嚴重破壞為代價，研究通過以世界人口增長、糧食生產、工業發展、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這5大基本因素構成的世界系統仿真模型，闡述了尤其是產業革命以來的高經濟增長模式使人類與自然處于尖銳的矛盾之中，給地球生態系統和人類自身帶來的毀滅性災難，對原有的這種指數式高增長模式提出了強烈的質疑。羅馬俱樂部通過揭示“高增長“的不可持續性，直接推動了可持續發展觀的形成；《增長的極限》在世界范圍內引發的對人類未來命運的“嚴肅憂慮”，以及對發展與環境關系的論述和一系列著名的后續研究成果，使羅馬俱樂部的工作成為可持續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1981年，《華盛頓郵報》譽為“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一位思想家”的美國農業經濟及生態學家萊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出版了他的著作《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資源基礎和開發再生能源來實現可持續發展（也有人認為“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首先是由布朗提出來的）。1987年2月，由布蘭特夫人但任主席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八次會議上通過，后經第42屆聯大辯論通過，于1987年4月正式出版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正式使用了“可持續發展”概念，并對該概念進行了較系統的闡述，產生了廣泛影響。到1992年的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等五個旨在保護地球環境的重要文件都是以可持續發展為思想核心。在這次會議后，聯合國成立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也標志著國際社會正式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人類走向新世紀的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有許多不同的理解，就字面的理解，就可以理解為事物可以長久維持的不斷變化更新。有側重于不同方面的理解，如：側重于自然方面的理解，就是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不超越自然生態環境系統更新能力的發展；側重于經濟方面的理解，就是基于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獲取經濟利益創造當代人的福祉，但又確保后代人的福祉不因之減少；側重科技方面，就是在盡可能減少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前提下來發展科技服務于人類的需要；側重于社會方面，就是“在生存于不超出維持生態系統涵容能力之情況下，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盡管四個側面的理解各有其獨有內涵，但概括起來不外乎是，在發展過程中，要確保人類滿足需要的同時，也要保證環境的可持續，還要保證人類后代的需要可持續，換句話說要保證經濟、社會、生態都可持續。故在這個意義上，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從根本上講，可持續發展是觀念，更是方法，它尋求在不同的、往往是相互競爭的需要與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所面臨的環境、社會和經濟限制之間取得平衡。
從前面對環保意識、可持續發展觀念的興起到全球性的環保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發展過程，再來了解可持續設計的發展歷程就已經比較清晰了。具體精確到哪年哪月哪人提出可持續設計概念暫未做考證，但很多時候某些概念的產生也許是在一個特定的時代思潮下的某個階段的人們普遍認識約定俗成的結果，可持續設計我想也是如此，特別是在可持續發展的大觀念大戰略背景下。回到上述環保、可持續發展觀念和行動發展的歷程背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正是西方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空前的發展時期，也是高消耗、高污染一味追求經濟指數式增長、財富占有物質享樂的時期，我們都知道這個時期產生的“計劃廢止制”，其內含的設計價值取向就是這一時期社會發展目標和價值追求的典型反映。就在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喚起世界社會廣泛的環保意識后，無疑設計師們也會反思，其中一個代表人物就是美國設計理論家、設計師維克多.巴巴納克，他于197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為真實的世界而設計》，在書中他強調了設計師對生態環境與社會的責任，應認真考慮地球資源的有限性，為保護地球環境服務，設計最大作用不是創造商業價值，而是一種適當的社會變革中的元素，所以，他首次提出了設計倫理，比如“設計要為人們的需求而不是欲求而設計”，從理論上嚴肅提出設計的“目的”問題。在那個時代，他有這樣的思想認識非常了不起，就是在今天看來，他也揭示了綠色設計、可持續設計的價值內核；毋庸置疑，他的思想藉由其著作的傳播對綠色設計的思潮產生產生了直接影響。
但是，一種認識的產生到思想觀念的形成，再到傳播以致引發出一種思想觀念的潮流并不是容易的事，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有的甚至會中途夭折）。巴巴納克的思想剛出現時，很多人不以為然甚至引起很多爭議，這跟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剛出版時的境況是一樣的，盡管1972年還有《增長的極限》引發的震蕩和憂慮，但畢竟當時是經濟發展和人們追求物質利益最強勁的時期，直到經歷了環境問題的愈來愈深廣的傷害以及70年代兩次能源危機帶來的生活上沉重打擊，到八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環保和綠色生態意識終于在全社會高漲起來，也因之掀起了“綠色消費”風潮，綠色設計也就應運而生了。
綠色設計，是一種形象的說法，作為一種設計理念的本質內涵就是，將環境屬性作為產品設計的目標而非限制條件，在不影響設計產品的性能、質量和使用壽命等情況下將利于環境保護的性能和品質賦予到產品中；也就是說，綠色設計主要著眼于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通過設計使產品盡可能減少對環境的不利影響，所以，綠色設計也稱生態設計、環境意識設計。綠色設計從最初的重在產品實體制造本身的環保考量發展到從產品的原材料取得、生產、使用到廢棄的生命周期全過程中的環保考量，主要設計原則有“3R”(Reduce,Reuse,Recycle)即減少環境污染、減小能源消耗，產品和零部件的回收再生循環或者重新利用等。綠色設計發展過程中，一些評估評價的方法和綠色設計標準逐漸被引入或建立用來對與設計的特定產品（或服務）相關的環境因素和影響（包括潛在影響）進行科學測量、鑒定與評價，同時也可對設計過程中的思維與方法進行引導、指引和規范，使綠色設計不僅僅停留在基于經驗的創意上，而是具有了科學理性的判斷、策略與實證的確定性、可靠性特征，使通過設計盡量接近實現環保預期的環保價值和效率成為可能。這些評價方法和綠色設計標準如：1960年代在美國即開始發展的環境管理工具“生命周期評估”（LCA）經過發展被引入用以評估、指導和規范綠色設計；國際標準化組織（ISO）ISO 14006-2011《 環 境 管 理 體 系 包 含 生 態 設 計 的 指 南》等等。但是，正如就環境問題談環境問題不能真正解決環境問題一樣，只強調自然環境可持續性的綠色設計并不能有效地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因為我們即或在單個產品及其生命周期上較好地解決了污染及資源使用等環保問題，并不能保證支撐人們某一個生活系統運行的其它產品也同樣環保以及不同產品間的關系能夠架構起一個環保的、兼顧了人的不同需要運行的系統，更何況人的價值觀及各種欲望常常會沖破一個良好運行的生態系統，比如“計劃廢止制”既反映了資本家對利潤的貪婪追求，也反映了消費者對經由物質享受帶來的新奇體驗的無休止欲望滿足；再比如富人和窮人都會發生對土地的過度開墾和植被的亂砍亂罰，富人為了攫取更大的經濟利益，窮人為了活命，等等。前面已經講過，可持續發展涉及到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科技、政治等諸多方面，是一種必須兼顧政治、生態、社會、經濟等多方利益，相互協調和共同發展的基礎上的一種發展，所以，綠色設計要想在可持續發展上發揮更大作用，必須擴大延伸其考量的要素范圍并發展出新的設計理念與方法。
國際社會正式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人類走向新世紀的發展戰略后，1980年代末到90年代開始，綠色設計思想逐漸藉由可持續發展思想豐富發展，可持續設計的概念產生出來，在可持續的視野里，盡管與綠色設計有著相同的本質，但范疇大為擴展，除了強調自然生態環境的可持續，還要關注社會發展的可持續，通過設計在自然生態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尋找和建立平衡，為自然和人類協調的可持續發展創造價值。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以生態學的視角，這是一個大綠色（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的概念，故也可以將可持續設計理解為是綠色設計的無限延伸。從90年代開始，與可持續設計相關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政策法律法規也不斷推出，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可持續設計的快速發展。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荷蘭的Rathenau研究所以及代爾伏特理工大學共同進行環境友好型產品開發的研究項目，并于1997年4月出版了《生態設計—— 一種有希望的可持續生產與消費思路》一書；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國際環境毒理學和化學學會（SETAC）在2002年啟動了生命周期行動（life cycle initiative），對生命周期管理（LCM）進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2005年7月6日，歐盟議會和歐盟理事會通過了關于用能產品生態設計要求的EUP指令等三大綠色指令。
我國可持續設計的發展的歷程，也可以通過我國環境保護的發展歷程來梳理。
我國參加國際環保活動最早是1972年參加參加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973年8月召開全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會議后，迅即成立了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成立后，督促各地成立相應的環保機構，對環境污染狀況進行調查評價。這算是我國環保意識的啟蒙。1979年開始，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經濟開始上快車道，也就這年，正式頒布了《環境保護法》，這標志著中國環境保護開始邁上法制軌道，由此開始到1992年期間，中國環境保護的理論體系、制度政策體系、法律法規體系和管理體制開始形成，初步確立了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道路。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了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會后，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頒布了《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首次在中國提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1993年開始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掀起了新一輪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加上80年代全國鄉鎮企業的無序發展，從而使中國環境污染加劇到觸目驚心的程度，國家不得不開始進行規模治理，一直到2001年，這期間是以總量控制為核心的環境保護制度開始落實和完善的時期，期間如《水污染防治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也陸續修訂或出臺。對1992年在里約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高度重視，1994年我國制定完成并批準通過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確立了中國21世紀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框架和各個領域的主要目標。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間，經濟高速增長，重化工業加快發展，給環境保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2016年開始實行節能減排，但是重化工業擴張的勢頭仍然不減，污染物上升趨勢難以遏制，政府和相關部門不得不在財稅上試行了一些新措施，也加強了環境保護立法，新出臺了《循環經濟促進法》等。這十年是中國環境保護最為艱巨的十年。黨的十八大以后，在生態環境保護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十九大甚至在報告中提出，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
我國環保活動從啟蒙后的覺醒來看，比歐美發達國家滯后二十年左右，當卡遜四五十年代就很敏感地意識到環境并從事研究和寫作的時候，我國1972年才第一次參加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接受環保思想的啟蒙。我國的可持續設計發展進程基本上跟我國環境保護的發展進程是一致的，如果以具有綠色設計思想產生時間來看，西方綠色設計原生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970年維克多·巴巴納克在《為真實的世界而設計》一書中所闡發的，而我國由歐美傳入的基于生態學理論形成的綠色設計思想認識差不多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真正形成廣泛認知并展開行動，都到90年代初了。這和1992我國首次提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相應的；另外，這從中國知網上查詢有關綠色設計的文章發表的情況也基本能反映出來，能查到的最早的（當然，可能在其它的文獻資源途徑可以發現更早的）明確介紹綠色設計的文章是沈陽飛機制造公司林志信1994年發表在《中國工程師》雜志上的《綠色設計》。但自1994年以后，有關綠色設計研究的文章就漸漸多起來了，但很明顯，研究主要是機電設計制造專業領域率先展開的，研究關涉綠色設計方法、生命周期分析、綠色產品的評價方法和評價體系、綠色設計與制造綜合信息管理系統等，知網上能查到的最早研究綠色產品設計方法的文章是合肥工業大學劉志峰、宋守許1995年發表在《機械科學與技術》上的論文《綠色產品設計方法研究》；同期，在建筑領域綠色設計研究也開始也快速發展。這與1993年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但同時急劇增加的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帶來的危機挑戰也是相應的。可持續設計提法，從知網上發表的文章看，90年末才開始零星出現，首先出現在建筑專業領域的研究，最先見到的一篇文章是譯介文章，是1997年發表在《產業與環境（中文版）》上的Barry Dimson寫的《可持續設計與建筑的原則和挑戰》，接著就是華南理工大學何鏡堂、劉宇波的1998年發表在《建筑學報》上的《超高層辦公建筑可持續設計研究》；而在工業設計領域，發現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西安交大李曉玲2001年發表在《西北輕工學院學報》上的文章《工業設計中可持續設計思想的初步思考》；這與1992我國首次提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1994年確立中國21世紀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框架和各個領域的主要目標是相應的，亦即中國的設計必須要可持續發展戰略高度來研究并指導社會實踐。2003年開始，可持續設計研究的文章在建筑、規劃、景觀、工業設計、藝術設計等學科領域快速增多起來。這種情形也是與2002年后經濟高速增長給環境保護、資源供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在各領域的影響相應。
我國可持續設計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學術領域研究興起后，也迅速在產業實踐和政策法規的制定上得到反應。比如，1994年我國發表《中國21世紀議程》，同時啟動《國家重大科技產業工程—2000年小康型城鄉住宅科技產業工程》，1996年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居住發展報告》，對進一步改善和提高居住環境質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和保障措施。2004年9月建設部“全國綠色建筑創新獎”的啟動標志著我國的綠色建筑發展進入了全面發展階段，2006年制定并頒布了有關綠色建筑的第一部國家標準《GBT50378-2006綠色建筑標準》。“十二五”以來，我國工業領域全面推行綠色設計，綠色理念廣泛傳播，綠色設計創新能力不斷增強，隨著《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的深入貫徹落實，綠色設計的關鍵共性技術創新水平不斷提升等等。總的來說，盡管總體水平上我國可持續設計發展水平至今與歐美發達國家仍有不小差距，但不管是政府、科研院所還是企業都已經全面地提高了認識水平并正積極地推進可持續設計的發展。
《設計》：在您看來，“可持續設計”的準確概念是什么？涉及到哪些學科？您是如何在教學和實踐中進行“可持續設計”的？您認為，青年設計師當如何踐行“可持續設計”？
管少平：關于“可持續設計”，國際上有很多基于不同的角度和理解對其進行的定義。前面已經討論過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基于自然的、經濟的、社會的、技術的不同方面有不同的理解，綜合眾多定義，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個定義由于在總體上對可持續發展內涵的準確把握和表述的清晰明確，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基于這個定義，結合前面有關環保問題的探討，那么，怎么樣會不可持續發展就不會難理解和想象了，要么是自然生態系統被破壞到不能支撐人類的生存發展了，要么是人類社會自身各種矛盾嚴重到社會這個生態系統不能正常運行進行下去了，再要么是自然和社會生態系統都出問題影響到人類生存發展。這三種情況除了自然災害外都是由人類活動引起的，在人類還無法完全克服或抵抗自然災害的情況下，人類能做的就是盡可能減少對自然生態的破壞以及處理好人類社會系統（或者人類生態系統）內部的矛盾關系，以維持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必須支撐條件。談到這里，我們再來理解“可持續設計”的含義就不太困難了，可持續設計與其之前的綠色設計、生態設計主要針對物質產品進行生命周期過程中的環境影響最小化的設計不同，可持續設計在產品設計過程中不僅僅考慮保護生態環境，還要考慮社會、經濟、文化等其它方面的效益，只有與這個產品相關的自然的和社會的因素構成的系統，其運行對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都不構成不利影響甚至具有維護與促進作用，那么這樣的設計才算是可持續設計。盡管這樣的價值實現對具體的某一可持續設計活動而言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但這又確是可持續設計的價值追求所在。所以，可持續設計，就我的理解，就是將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與方法融入設計活動中以期創造和實現自然生態系統可持續和人類生存發展可持續的設計活動，也可以表述為：為達成特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價值實現，基于并整合物質的、非物質的要素構建價值生產系統的創造性活動。
通過上述對可持續設計的解讀，廣義上的的可持續設計，關系到自然的、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方方面面，那么，也就涉及到幾乎所有學科。
至于在我的設計教學和設計實踐中，如何去踐行可持續設計，和所有從事可持續設計教育者和實踐者一樣，也無外乎在幾個方面進行努力：首先，要建立對可持續的觀念認同和科學認知。布朗在《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一書中，就提出過：“價值觀念是走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這不僅因為它們能影響人們的行為, 而且因為它們能決定社會發展的重點,從而決定社會的生存的能力。”不管是對設計者還是設計服務的對象而言，這一點都是最根本的，沒有正確的自然、社會和人文協調平衡的發展觀念和倫理認識，一味人類中心主義，一味以人的欲望滿足（尤其物質財富上的貪得無厭）為轉移，不改變和調整人類自身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和生產生活方式，什么樣的可持續設計都是沒有意義的，也是根本無法開展的。所以，在教學中對學生，在實踐中對自己和設計服務對象，第一位要做的就是堅持或強化“悲天憫人”般的生態意識和可持續發展的觀念，這里尤其要對設計師強調的是——設計不應該純粹為商業服務，更本質上說，設計不應該只為資本追逐利潤服務。其次，就是盡可能多學習全世界可持續設計的探索者們取得的優秀的理論與方法成果，將其用于教學和實踐，并在此過程中不斷研究探索，以期做出有價值的貢獻。再就是，由于可持續設計相關自然與社會的方方面面，每一項可持續設計工作，都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所以，不能忘記或忽略盡可能多了解和掌握多學科、多社會領域的知識信息并積極展開多學科、多領域的合作，這才可能使可持續設計的努力會產生有現實價值的結果。關于青年設計師當如何踐行“可持續設計”，這里談的三個方面對他們同樣適用。
《設計》：“環保可持續”這一概念近年在國內炙手可熱，在實踐中是否存在認識和操作上的誤區？
管少平：“環保可持續”這一概念近年在國內炙手可熱，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國過去幾十年的高速的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失衡，自然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社會生態也產生居多問題，給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國內在的“環保可持續”的實踐，也確實存在一些認識和操作上的誤區，歸納起來，主要有幾個方面：
其一、在環保和可持續發展兩者關系的認識和實踐操作上。這主要表現在——要么重環保而輕視或阻礙了發展，甚至極端地認為任何意義上的經濟增長都是以自然生態的破壞和自然資源的減少為代價的，因而都是不可持續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認為養豬造成了環境污染，在對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不加深入地分析研究論證的情況下，就武斷粗暴地強令拆除養豬場，雖然在環保上取得了一點效果，但卻給農民的經濟生活帶來巨大困難，豬肉的市場供給不足，豬肉價格暴增，隨之引發一些列社會問題，嚴重影響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強調發展而弱化環保；這不同于過去為了經濟發展而完全不顧環境破壞，而是雖有環境保護意識，但只要發現經濟不持續地增長，就是不可持續發展，從而弱化環保，以局部或某階段的環境保護的犧牲為代價來維持或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比如，在嚴苛的環評要求下，企業守法經營的成本高，地方政府或企業自身為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從而放松環保要求。
其二、認為在可持續發展中經濟、社會、環境三個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并列存在，但仍然以GDP的增長作為判斷是否可持續發展的標準，只要這三個方面加起來后結果GDP是增長的，哪怕自然生態代價超過了維持自然生態可持續的底線，也仍然認為可持續發展了。實際上，現在許多地方政府就是這么做的，測量和評價方法上，仍然是將經濟、社會、環境三個系系的指標的測量值相加，只要綜合值是增加的，就認為是可持續發展的。
其三、過分相信技術在“環保可持續”上的作用，忽略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喜惡共同作用。比如，在垃圾處理上，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過分相信和依賴技術，而忽略提升大眾對可持續發展內涵的認知和生態環境保護知識的學習掌握，忽略對大眾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的教育引導，結果，垃圾場不斷增多，垃圾處理廠建到那里，那里的居民都是怨聲載道，好像垃圾是外部強加而不是來源于他們的生活。過分地強調與宣揚技術的作用與能力，反而會令人們制造垃圾的行為因無憂無懼而更加肆意。
其四、只注重末端治理，不注重源頭控制。比如，塑料購物袋的使用泛濫，當前常見的控制方式是增加使用成本，而不下力氣控制生產，下力氣改變人們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以及創新商業服務模式，從而塑料袋的泛濫使用帶來的環境問題并不因增加使用成本而得到多大解決。
其五、不注意社會公平。比如將更多的環境污染的允可容量讓渡給城市，盡可能減少農村的環境污染的允可容量，比如上述的禁止農村規模養豬的例子，在經濟發展權上制造不公平；或者相反的情形是，將高污染和資源高消耗的企業轉移到農村，制造城市與農村之間環境權上的不公平。這兩種情形也常常發生在經濟發達與不發達地區之間。這種不公平加劇到一定程度，同樣不利于可持續發展。
其它的誤區還有不少。比如：環境保護必須建立在個人需要得到充分滿足的基礎上；“環保可持續”僅僅在發達國家或地區才有條件推進，在經濟落后的地方不具備條件和能力。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設計》：可持續設計是否存在“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國內推進可持續設計曾遇到哪些阻力和困難？您認為如何克服？
管少平：就可持續發展的本質內涵來講，我不認為有什么“中國特色”的可持續設計發展模式；但就可持續設計活動發生所基于的環境和服務的對象而言，因環境因素的不同、設計服務對象的不同而因應產生或運用不同的可持續設計方式方法，那是當然的；如果由這些不同的可持續設計方式方法構成有著自身特征的不同于他者的可持續設計運作系統，我們將它說成是“特色的”發展模式，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中國有著自身特殊的國情，與其他國家和地區有著諸多的不同地方，比如中國人口眾多但資源相對短缺且分布不均衡，科學技術相對落后，地區間先后天條件差異大、發展不均衡等等，故其對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定位和策略的選擇上必然就有諸多不同于他國的地方，相應地也就會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設計發展模式。
國內推進可持續設計曾遇到哪些阻力和困難，這在話題3中已經談及了一些，在我有限的視野和實踐歷程中，可以觀察到的并歸納起來主要有幾個方面：其一、價值觀問題。比如“人類中心主義”、對物質財富的貪婪追求而無視其它、個人或團體利益等等高于一切。其二、對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本質內涵上的認識不足；如話題4中已談及的不能很好地辯證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關系、錯誤的理解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內涵等；其三、方式方法上的認識不足或缺乏；如話題4中已提及的過分相信技術的作用、只注重末端治理、不注意社會公平、缺乏基于技術和方法的措施等。
就如何克服上述三個方面的給“環保可持續”帶來的阻力和困難上，個人認為：
就第一、二兩個方面而言。首先，需要的是思想觀念上的教育和引導；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以真善美的追求為旨歸；樹立社會生態、人文生態與自然生態共生互融以及相應的自然、人文、經濟、社會平衡協調發展的觀念。其次，辯證環保和可持續發展兩者的關系，努力在兩者間取得平衡。雖然環保和可持續發展有著共同的價值內涵，但在具體目標上很多時候存在分歧，比如在行動優先次序上。環保的核心是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以確保環境的可持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要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礎，要以環境和資源可持續發展作為必要條件。但是，可持續發展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環境問題和資源問題四者相互協調的問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要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礎，要以環境和資源可持續發展作為必要條件，所以，環保和可持續發展不能偏頗甚至對立起來。解決兩者矛盾對立或平衡失調的問題。就第三個方面而言，同前兩方面一樣，都要提高認識，樹立正確的思想觀念。但不管哪一方面，除了通過教育加強知識儲備提高認識外，政策法規和評估體系或標準的制定，在規制和指引可持續設計的發展上也是必不可少的，當然，必要的經濟手段依然是行之有效的。
《設計》：新材料與新技術的發展對“可持續設計”的發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管少平：正如我們在建筑設計、工業設計中已經見到的，新材料與新技術為這些設計更多的發展可能性，當然，新材料和新技術的發展對“可持續設計”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下面可以簡單地談幾點： 其一、新技術新材料可以提高經濟、社會、文化等的發展效率。比如高鐵（既要新技術也要新材料）就比傳統燒煤的火車交通運行的效率高很多，那么隨之帶來的快速的人員物資的流動，必然帶來資源的快速供給配置，經濟得以更快的發展；快速高校的往來，以時間壓縮空間，帶來人的交往和信息傳遞效率的提高，必然帶來社會、文化等的發展效率的提高。同理，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帶來的效率就更高了。其二、新材料新技術推動產業優化升級、新產業的形成。比如，蘋果手機憑借其新的觸屏技術和IOS操作系統，淘汰了技術相對落后的諾基亞手機，開啟了移動通訊的新時代；通過運用信息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以及新材料，成為東莞市“騰籠換鳥”的產業轉型升級（低端制造轉向高端制造、勞動密集型轉向知識密集型等）成功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其三、新技術新材料可以提高資源利用形式和效率。比如新技術新材料使太陽能轉化成電能等其它能源并加以儲存成為現實。其四、新技術新材料可以促進生態環境保護及可持續。比如垃圾處理，新的技術可以使垃圾分類分揀變得更容易更高效，也可以使垃圾的再利用、能量轉換和消除污染獲得更多可能更高效率和品質，等等，不再一一列舉。既然可持續設計是為達成特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價值實現，基于并整合物質的、非物質的各種要素構建價值生產系統的創造性活動，或者說未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構建解決方案的創造性活動，那么，包含上述的新技術新材料對可持續發展的種種作用，理所當然就可以作為可持續設計的工具、材料和媒介用來構建為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價值生產系統或說解決方案。
《設計》：請提出一個您認為當下最值得業界討論的話題并拋出您的觀點。
管少平：我想提出這樣的一個話題：如何在設計驅動商業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可持續之間獲得平衡？
之所以提出這個話題，首先這是這次訪談話題中應有之意，但更是基于現實狀況引發的思考。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況：西方發達國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的高消耗、高污染，一味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和財富占有物質享樂的情形，在我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到現在也大體再現著。在這當中，設計尤其是工業設計充當了助推器的作用，在“有計劃廢止制”盛行時，著名的雷蒙羅威說過：“我最喜歡的曲線是銷售業績上漲的曲線。”盡管從“寂靜的春天”對環保意識的喚醒，到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后國際社會正式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人類走向新世紀的發展戰略，到此后至今全球社會在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上做出的巨大努力，但在當下商業世界資本藉由產品刺激消費實現對利潤的無底貪婪追求和設計驅動助推這種追求的情形，比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情形并不讓人更樂觀，甚至可能更嚴重；可能一些人會說，現今很多的產品中包含著設計師綠色設計的努力，但在產品和社會運行關系的系統大生態上看呢，我們可以看看每家廚房里的堆滿的各種器具，看看如山的共享單車墳場，看看身邊年輕人頻繁更換的手機等等，設計借助不斷涌現的新技術、新材料以各種形態語言、各種體驗方式、各種商業服務模式等為商業擴展（更或為資本逐利）賦能，只不過現在是“有計劃廢止制”被“有計劃或超計劃更新還貸”所升級，就資源與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而言，這比“有計劃廢止制”更可怕……
在人類還不能像植物那樣自身直接轉化太陽能等外太空能量，只能主要依靠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以前，自《增長的極限》就已經提告警醒的老問題依然一點沒過時，還在剛剛，2019年3月，經聯合國大會批準并發布了一項大規模的全球行動計劃——聯合國十年生態系統恢復計劃，呼吁動員必要的政治和金融支持，在未來十年恢復世界上被砍伐的森林和退化的生態系統。所以，我今天在這里提出這個看起來完全是老調到到幾乎激不起半點漣漪的話題，在我看來依然是業界最值得討論的話題之一，尤其在今天人類借大數據、人工智能倍增了自身“熵增”能力的時代，如果還要可持續設計推動可持續發展，這個話題不但無法回避，且還有著更廣泛、更新、更深刻的討論價值。
《設計》：請您和《設計》的讀者分享1-2個最近您正在關注或研究的理念/領域/問題。
管少平：我在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幾年前就開始關注的、并在設計研究活動中也運用過的彈性概念及相關理論思想。
彈性（resilience），在物理學上，彈性是指物體在外力作用下發生形變，當外力撤消后能恢復原來大小和形狀的性質；其闡述的是物質抵抗外來沖擊的穩定性。隨著系統性思維在1960年代的興起，彈性被引入生態學；隨后，基于不同學科彈性概念得到蓬勃發展，從工程學和生態學向社會生態系統等廣泛的研究領域演進。
加拿大生物學家霍利在他的論文中對生態彈性和工程彈性進行了辨析，他將生態彈性定義為系統在改變其結構前能吸收的干擾量”，而將工程彈性定義為系統受到干擾后，返回平衡態或穩定狀態的能力。在他這里，生態彈性既包括系統受到沖擊后回復所需要的時間也包括系統保持在臨界閾值時所能吸收的干擾量，而工程彈性的彈性能力主要看系統受到沖擊后恢復到平衡態的速度。兩者的共同點在于系統受到沖擊后都恢復到了平衡態；不同在于：生態彈性否定單個穩定平衡的存在，而是認為存在多重平衡，認為系統可以從一種穩定狀態范圍轉入到另一種穩定狀態范圍。也就是說，生態彈性認為是恢復到了一種新的平衡態，工程彈性認為是恢復到了被沖擊前的平衡態。
基于生態學在彈性理論上的研究，一些學者提出了生態和社會彈性在生態系統基礎上相互聯系的可能性，一些生態學家和經濟學家也提出運用彈性思想來整體理解生態-社會-經濟系統的發展，在這個系統發展中，生態、社會、經濟三個子系統協同影響干預是可能的且很重要。進而，在經濟學領域，彈性被理解為“經濟變量之間存在函數關系時，因變量對自變量變化的反應速度。”在社會學科領域，社會彈性被認為是復雜社會生態系統在壓力下變化和適應的能力，特別是轉型的能力。在社會彈性的研究中，社會生態系統認為是復雜、非線性、自組織、充滿不確定性和不連續性的。
現在，不少著名的機構也給出了自己的彈性概念的定義，如聯合國國際減災署2009年給出的（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UNISDR）定義：“彈性是一個系統、社區或社會暴露于危險中時能夠通過及時有效的方式抵抗、吸收、適應并從其影響中恢復的能力，包括保護和恢復其必要基礎設施和能力”。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2007年給出的定義：“彈性用來描述一個系統能夠吸收干擾，同時維持同樣基礎結構和功能的能力”。
以上各種有關彈性的定義，概括起來具有的共同內涵是：一個基于物質和非物質要素按照一定結構和關系構成的系統，在受到一定外部沖擊后能夠恢復到平衡態，就表明這個系統具有彈性；而彈性能力的大小，則取決于組成系統的是什么樣的要素、要素特質、什么樣的要素結構關系及其應變的自組織能力等。通過前面的對可持續設計的理解，彈性概念及其相關理論思想對“可持續設計”的研究和實踐具有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