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全國藝術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前WDO（世界設計組織）執委婁永琪教授，長期致力于社會創新和可持續設計的實踐、教育和研究，并將至應用于城鄉交互、教育和社區創新等領域。繼2015年獲得光華龍騰獎設計貢獻金質獎章，2016年入選首屆“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之后，婁永琪教授在2018年獲得了光華龍騰獎“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設計40人特別獎”。

婁永琪教授直言，自己在2006年以前是個典型的“同濟制造”——專業很強、務實低調、不喜束縛、不擅交往，他說，熟人都不相信他會成為一個活躍的“國際學者”，還把管理工作做得“還可以”。“推動我作出改變的一定是一種叫‘使命感’的東西；這即和這個時代有關系，也和內心的‘召喚’有關。”在婁永琪看來，大學不僅僅是一個知識的發生器和交互場，更是理想和信念的搖籃，引領社會發展的燈塔。2013年接任設計創意學院院長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為學院擬了個院訓——“為人生的意義和世界的未來而學習和創造（To Learn and Create, for a Meaningful Life and a Better World）”。正是這種信念，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杰出人才加入設計創意學院，推動這個學院不斷在教學、研究、國際合作和社會服務方面不斷創新。

 

《設計》：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的第41年，在這70年中，中國設計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您能否談一談您對“中國設計”的理解。中國設計一直不斷接受著來自東西方設計勢力的影響，也在接受著他們價值體系的評判，您認為中國應該如何發展自己的評判體系？

婁永琪：首先我要申明，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中國設計”情節?？v觀歷史，中國強大的時候，往往都是心態開放，胸懷“天下”的。譬如盛唐氣象，很大一部分就在于文化上的“兼容并包，博采眾長”，羌笛琵琶，胡服高髻，只要是好東西，都不妨持“拿來主義”的態度。后來這些“舶來品”居然都紛紛納入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之中，這一點看看我們現在的民樂團里的樂器就很清楚了。反而，什么時候特別強調“夷夏之辨”了，往往是自信不那么足，發展不那么好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和中國問題、中國情境、中國文化、中國價值、中國思路、中國做法、中國作為相關的設計都屬于中國設計的范疇。所以要發展“中國設計”，我們設計人首先要深度去理解我們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只有用世界的眼光看我們自己，才能看得真切；其次必須用積極開放的心態，用好時代賦予我們的機會，應對在這個時代所面臨的挑戰，解決這個中國和世界的問題，“中國設計”是在眾人無數的切實行動中逐步建構和顯形的。

至于評價體系，我還是覺得應該采取開放的心態，比建立和發展一套“自己”的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如何提煉和總結中國智慧和中國做法中優秀和適用的部分，擇其善者而用之，進而推而廣之，與其他文化中的優秀者一起給這個世界的發展做出貢獻。比“東風壓倒西風”更為重要的是費孝通先生說的“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設計》：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引進現代設計教育體系，20多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在國家政策的引領和制造業迅速發展的驅動下，高等藝術設計教育迅速擴張，到21世紀，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高等藝術設計教育大國，您怎么看中國設計的發展和未來發展趨勢？

婁永琪：設計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是“經世致用”之學，其發展與政治、科技、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緊密相關?！澳睦镉袉栴}，哪里就需要設計”，但凡人們對美好生活有所向往，設計就有用武之地。往往技術變革、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時候，設計學科也會得到極大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設計的發展也是與積極參與重大的政治、科技、社會、經濟、文化事件緊密相關的。設計的范疇、角色、價值、方法、工具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變化。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才能適應甚至引領時代的發展。

中國發展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應該更加開放、更加主動地成為“以設計思考人類未來發展”的思想和人才高地。從尋求自我認同，到擔當全球責任，是中國設計未來發展的使命；同時，在這個全球知識網絡時代，跨文化、跨學科的交流、學習、相互借鑒和協作，是又一個長期的主題。

 

《設計》：2019年將是包豪斯百年紀念，請結合同濟的發展談談包豪斯對中國設計教育的影響以及對未來的影響。

婁永琪：我們紀念包豪斯，不是要把包豪斯奉上神壇，頂禮膜拜，而是要繼承包豪斯的精神。包豪斯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已經成為過去，但包豪斯的精神是不朽的。包豪斯的全球影響，是產業革命、戰后重建以及人才流動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沒有當時格羅比烏斯、密斯、莫霍伊納吉、拜耶等一批包豪斯干將進入美國大學任教，在那里高揚現代主義大旗，包豪斯可能也會和荷蘭風格派、俄國結構主義一樣，成為一個區域性的設計運動。

談到包豪斯對中國設計的影響，同濟大學是繞不過去的。同濟是一個具有非常深厚包豪斯傳統的學校，黃作燊教授是格羅比烏斯在哈佛的第一個中國學生，他在40年代把現代設計鼻祖“包豪斯學派”的思想成系統地帶到了上海，同畢業于奧地利維也納應用藝術大學的馮紀忠先生和畢業于德國達姆斯特大學的金經昌先生等人一起，在上海推行現代主義建筑和設計思想。2009年，同濟大學基于原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藝術設計系”建立了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Tongji University），把“設計”與“創新”聯系在了一起，就是適應時代變革，主動謀劃學科發展的例子，我認為這正是包豪斯精神在新時代背景下的具體表現。

 

《設計》：在2019年QS(Quacquarelli Symonds，英國教育及留學機構)發布的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居世界“藝術與設計”學科全球第14名。同濟大學的設計學專業在2017年的教育部學科評估中獲得A級評估結果，僅次于清華大學和中國美術學院，和中央美院一起位列全國第三。學院能取得如此成績，得益于怎樣的頂層設計？

婁永琪：大學排名總會有人在做，但大學的發展不能只盯著排名，就好像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為了體檢數據一樣。10年前，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成立的時候，我們的一個基本邏輯就是：未來的時代、未來的產業需要什么樣的設計教育？這個新學院及其培養的人才必須思考如何滿足中國經濟轉型和十幾億人民創造更美好生活的新需求，要思考這個世界將面臨的新挑戰。要實現這些目標，甚至走得更遠，我們一開始就認為，要在中國情境下辦一所世界最為頂尖的設計學院，就必須在一個全球的視野下思考學院定位，進行學科布局。大家一致認為“做驅動創新的設計，用設計來驅動創新”應該成為這個新學院的特征，這也是這個學院“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這個名字的由來。學院的人才培養體系的架構、學科和專業方向的設置、課程體系的調整、師資的引進、國際合作等，無不是在這個學科定位指導下的產物。

除了戰略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一種叫“使命感”的東西。這即和這個時代有關系，也和我們內心的“召喚”有關。2013年，我接任設計創意學院院長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為學院擬了個院訓——“為人生的意義和世界的未來而學習和創造（To Learn and Create, for a Meaningful Life and a Better World）”。我覺得，這個時代前所未有地需要重新認識大學的價值。大學不僅僅是一個知識的發生器和交互場，更是理想和信念的搖籃，引領社會發展的燈塔。正是這種信念，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杰出人才加入設計創意學院，推動這個學院不斷在教學、研究、國際合作和社會服務方面不斷創新。

 

《設計》：請您概括一下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和同濟設計教育的特征。

婁永琪：今年正好是包豪斯成立100周年，也是設計創意學院成立10周年，同濟的設計教育現在已經形成了鮮明的特征，我用三個詞來歸納：兼容并包、領異標新和知行相資。

首先是兼容并包。這是我們從老學院建筑城規學院繼承來的。同濟建筑城規學院一直被稱為“八國聯軍”，說的就是學術生態的多元。現在我們這個學院在這方面更是做到了極致。這個學院學緣之廣、文化之雜、學科之寬，應該說在中國大學里面是非常少見的。在同濟，國際化已經不是一項專門工作，而是成為常態了。我們現在的研究生大概40%是外專業進來的，30%的研究生是外國人，20%的教師是外國人，他們在不同的學校接受過教育，來自10個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持不同的學術觀點，但都匯集到了上海，在同濟從事設計教育。學院與Elsevier合作創辦了自己的國際學報，學院教師在眾多國際組織和學報任職，活躍在世界各種學術舞臺，推動國際設計教育和學術的發展。從國際化初期的引進學習，到現在的引領輸出，國際合作的重心和方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第二個詞叫領異標新，是指這些不同背景的人不僅僅聚在一起，更要一起做些不一樣的事情、做一些面向未來的事情、做一些開拓性的事情、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事實上，包豪斯在創辦初期，也頗有幾分“野狐禪”的意味，是游離在主流以外的。我一直強調同濟的風格就是不居主流，不做權威，同濟應該永遠在學科的前沿和邊界上工作，要主動思考怎樣通過做原創性的實驗，把設計學科的疆域往外推一推。例如我們2007年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產品服務體系設計”專業，并創辦中國第一個系統應用設計推動城鄉交互的設計研究項目“設計豐收”；2009年成立“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2010年建立“同濟大學中芬中心”跨學科平臺；2013年建立中國第一個Fablab； 2014年推出DesignX，也就是“復雜社會技術系統設計”，并開始全面在大一第一學期普及“開源硬件與編程”；2015年建立中國大陸第一本英文設計學報《SheJi》，同時創辦了第一所設計思維驅動的高中：同濟黃浦設計創意中學；2017年與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建立了聯合實驗室，并開設了世界上第一個“人工智能與數據設計”專業等，都是這一思維的產物。

最后一點，也是最為重要的，是“知行相資”，這是王夫子說的。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不僅僅是說知識和行動的相互促進，這個“知”更是指良知。作為一個大學，你要知道有些責任是你應該去承擔的，有些事情是你應該去做的。大家都在往城市里面跑的時候，我們扎到了農村；大家都在罵教育的時候，我們沒有去做鍵盤俠，而是實打實地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全新的高中；大家都在討論社區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的時候，我們覺得社區是城市創新的一個機會而不是一個問題，于是又一頭又扎到了社區里。當然，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可能沒有方法論的指導，但在做的時候，我們逐漸明確了思路、發展了方法、開發了工具。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形成一個螺旋形的知識探究過程。設計師實際上是一個具有設計知識、技能、感覺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完全是有知識的人，知識分子是要去承擔社會責任的。

 

《設計》：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設計越來越需要跨學科的協作，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在教學實踐方面是怎么做的？新技術、新材料、新工具不斷涌現，設計的方法發生了哪些變化和革新？教學方法是否也隨時有所改變？

婁永琪：在現代社會，某類科學或工作領域、知識、方法被系統地組織起來，就變成了科目、專業或是學科，但現實世界的問題和挑戰往往不是按照學科來組織的。當今世界的重大挑戰，如聯合國提出的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都需要多學科的深度協作方能應對。如何打破學科的隔閡，創造面向未來的新知識，培養創新人才，成為全世界大學努力的方向。

在眾多創新人才培養理論中，“T型”模式是其中最具影響的。所謂“T型”創新人才，就是指能夠結合以專業能力為主的垂直能力，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職業能力，以及以整合為主的水平能力，這兩種面向不同問題、在不同情境下選擇性應用設計知識的能力的人才。2012年，我在“T型”模式基礎上發展了一個“立體T型”的創新設計人才培養框架，并在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和同濟大學中芬中心開展實踐。2011年，同濟大學中芬中心推出了面向全校開設的“設計思維”驅動的“跨學科創新創業輔修項目”，是國內較早的此類嘗試。這個輔修項目共有19門課程，包括設計產品開發、設計戰略、可持續設計、移動課堂等。

我擔任過世界設計組織的執委，之前這個組織叫國際工業設計聯合會。其實在英文情境中，industry 是產業的意思，現在的產業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和產業相關的設計也自然應該作出相應變化。學院把學科定位在“面向產業轉型和未來生活的智能可持續設計”，就是為了順應時代的變革，前瞻未來發展。學院根據人才培養的新目標，大幅度調整了學院的設計基礎教學環節。先后開設了“開源硬件與編程”“設計四秩序”“設計思維”等課程，為新一代的設計師培養全新的設計基礎知識。學生跨情境應用知識的能力、用設計思維整合技術—創意—商業的能力、創造性地溝通和表達的能力、發現和重構問題的能力、數字設計的思維和能力、戰略意識、系統觀、同理心、領導力等都成為了重要的新能力。

 

《設計》：在前不久舉辦的“新時代設計教育與產業未來——國際設計教育高峰論壇暨中國工業設計協會信息與交互設計專業委員會（IIDC）年會”上，您演講的主題是“設計驅動的社區創新”，在您看來“設計驅動”和“社區創新”的最有結合方式是什么？比較成功的案例有哪些？

婁永琪：“設計驅動的社區創新”主要是指以“設計思維”來整合科技、創意、商業模式，創造和引領未來需求，通過滿足和創造需求來倒逼技術應用、技術轉化和技術發明，從而推動創新創業，催生新業態、新經濟和新模式。由于社區接近問題、接近消費、接近需求，因此社區完全有可能成為通過“用戶驅動的創新”，“自下而上”地聚焦“需求側”改革“供給側”的一個重要陣地。

問題、需求、知識和人才（包括產生問題、解決問題，以及參與其中的人）的高度結合，是社區有別于其它創新生態系統的最大優勢。因此，如果把社區當作一個活生生的協同創新（co-creation）實驗室（用戶驅動、DIY思維、參與式特征），開展面向需求的整合創意、技術、商業模式的創新，社區就可以成為一個地域持續創新的“發生器”。

2012年開始， 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就主動和其所在的四平街道進行融合和互動。通過一個個的項目以及學院的一系列“開放化”“透明化”戰略，逐漸把學院和社區之間有形和無形的“圍墻”打開。2015年學院和楊浦區啟動“四平-三創社區”計劃和“四平空間創生”城市微更型項目；2015年，與上海玻璃博物館合作，把學院玻璃工坊搬進了社區，并在此基礎上共建了NoCC當代首飾與新文化中心；2017學院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edia Lab）合作，把一個位于阜新路的垃圾房改建成為“同濟-麻省理工設計科學實驗室（City Science Lab）”。與此同時，我推動在學院附近的一條不足200米的街道上建設了一個面向2035年生活方式的“原型實驗室”群落——“NICE2035 未來生活原型街”?！霸徒帧笔莻€集產品研發實驗室、創新教育空間、實體原型店、眾創中心、孵化器等多功能為一體的“四不像”復合空間。首批入駐的包括Sound Lab聲音實驗室、Neuni新材料實驗室、Fab-O創客教育實驗室、阿斯頓.馬丁創意實驗室、海爾共享廚房實驗室等。一個“小而互聯”的創新生態系統正在社區形成，其目標是為上海創造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引領科技轉化的巨大體量的新經濟。這個項目突破了把社區當作創新鏈和產業鏈的末端進行考察的傳統思路，重點考察社區如何和大學溢出的知識、人才等資源結合，成為城市創新的起點和源頭。

 

《設計》：能談談您創辦的那所“不以培養未來設計師為目的，只培養具有未來創新意識和設計思維的各行各業游戲規則重新定義者”的同濟黃浦設計創意中學？其現狀如何？

婁永琪：同濟黃浦設計創意中學是“立體T型”創新設計人才培養框架在中學的延伸，也是在中國特殊教育背景下，由大學和教育主管部門協作，在教育創新領域作出的一個大膽嘗試?！霸O計思維”是這所學校的最大特點。我們希望通過設計思維幫助學生跳出既有的邊界和限制進行想象和思考，自主地探究知識。但這個中學并不像很多藝術學院預科或者附中一樣，以培養未來設計專業的學生為主要人才培養目標。這所中學培養的是具有創新精神和設計思維的未來工程師、科學家、醫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企業家、產業工人、服務業從業人員等，不管他們從事什么行業，他們都會主動地應用設計思維重新定義他們所從事的行業。

在這個中學里，我們希望培養的能力包括：創造能力，生活的能力，項目的能力，科學流程的能力，應用的能力，領導力，終身學習的能力等。同濟黃浦設計創意中學一改以行政班為單位、以班主任為核心的傳統模式，而是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生的全面發展為教育出發點來設計教學體系和教學方式，其中PBL教學法是這個學校的特色。在同濟黃浦設計創意中學，60%的課程是基于“科目”的教學，由黃浦區教育局安排的師資負責。而剩余的40%則采用PBL的模式，由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負責。這所學校的環境也和學校的理念一樣新穎，同時這又是一所融入社區的學校，和周邊社區充分開放和互動。

這是一個將中學教育內涵與創新能力培養深度融合的新嘗試。在同濟黃浦設計創意中學，我們希望幫助學生把知識的學習和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培養結合在一起，以更好地應對這個時代復雜而又多元的挑戰，同時發揮中學教育在創新型人才培養中的作用。目前，這個中學已經進入了第二年的運營，教學體系正在逐步完善，設計思維的教學也正逐步通過賦能，由大學教師向中學教師轉移。

 

《設計》：大約在2006底，您接受學校任命做藝術設計系的副主任，開始進行設計教育教學和管理工作，您能否分享一下自己的心路歷程？

婁永琪：在一般人眼里，我現在是一個著名學院的掌門人，非常國際化，在多個國際設計組織、大學、國際期刊擔任學術職務，被授過騎士勛章，甚至客串到其它學科，比如在計算機領域的頂級國際學術會議ACM SIGCHI去做個開幕主題演講什么的。但其實2006年前，我是典型的“同濟制造”——專業很強、務實低調、不喜束縛、不擅交往；2005年前我就設計建成了大概40萬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前幾年，一個媒體推出了一個100個重要的中國現代建筑的專題，里面還有一個我的作品。

我喜歡中國文化，基本不說英語。我把英語稱為“鳥語”，最不愿意在上面花時間。我的理由是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在一門外語上花這么多時間——這可能是那時我為數不多的“國際視野”。但從2006年開始，我的人生發生大轉折，我開始全身心投入到設計教育和管理的工作中去。當時我的同學和老師，大抵都不會相信我會成為一個活躍的“國際學者”，更不會認為我可以，或是愿意去做管理工作，而且居然做得還可以。但是，人生就像一盒酒芯巧克力，誰知道下一顆是什么滋味呢!

我還記得芬蘭赫爾辛基藝術設計大學校長的Sotamma教授和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老校長Tony Jones在參加完籌辦“設計創意學院”的國際咨詢會后，對我說：“這個世界不缺一個建筑師，但更缺乏設計教育的革新者，你應該去承擔這個使命。”我很快就被說服了。我真的覺得扎根中國大地，把自己的學院做到世界一流，要比在任何一個已有的“高大上”平臺上討生活要有意義得多。推動我作出改變的一定是一種叫“使命感”的東西；這即和這個時代有關系，也和內心的“召喚”有關。當兩者產生共鳴的時候，你就知道你必須為之投入自己的全部熱情和精力！應該要感謝這個時代給了我們做不同尋常事情的機會，而這些不同尋常的事情的合集，必然會造就一個新的不同尋常的時代。設計，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