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繼軍，浙江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副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浙江地域特色人居環境設計理論與實踐研究。浙江省生態文明研究院生態藝術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美麗鄉村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QUT）、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創意產業與創新研究中心（CCI）訪問學者。兼任浙江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副秘書長，浙江省特色小鎮研究會常務理事。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項目評審專家及成果鑒定專家、教育部學位中心評審專家、浙江省高校本科專業教學評估專家。浙江省歷史文化傳統村落建設績效評估專家組組長、浙江省歷史文化傳統村落規劃設計評審專家。
本次訪談中的思考與實踐的小結是2009年以來，丁繼軍、楊小軍、張小波和翁旨遠等多位老師，依托浙江省生態文明研究院、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美麗鄉村研究中心和藝術與設計學院，面向鄉村振興、長三角一體化等國家戰略，圍繞浙江美麗鄉村、特色小鎮、未來社區等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設計需求和設計問題，開展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國際交流，特別是聚焦新時代生態文明的“生態協同”理念，面向以“新文化生活空間系統設計”為核心的新環境設計理論研究和設計實踐探索的階段性總結。
《設計》：在澳大利亞訪學的經歷對您有哪些影響？
丁繼軍：我受國家留學基金委項目資助，于2009年3月至2009年9月，在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的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創意產業與創新研究中心（CCI）訪問學習。人們通常以為英國是“創意產業”概念的發源地，實際“創意產業”這個概念最早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澳大利亞。早在1994年，澳大利亞政府發布了第一個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力推創意產業概念，將創意產業發展作為一項國家戰略加以實施，希望將澳大利亞構建為一個“創意國度”（Creative Nation）。受此啟發，1997年英國布萊爾政府成立“創意產業特別小組”，1998年正式采用“創意產業”的概念，因此廣受全球推崇的創意產業誕生地在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創意產業與創新教育的典型代表是“昆士蘭模式”。
半年的訪學經歷，讓我對全球與澳大利亞的創意產業和創新教育，特別是“昆士蘭模式”有了全面的認識，同時從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創意產業與創新研究中心（CCI）的發展當中也深受啟發。
首先是“智慧之州”戰略的頂層設計。昆士蘭因田園詩般的自然環境、舒適的氣候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而素有“陽光之州”之稱，為了以知識、創造力和創新帶動經濟增長，讓全體昆士蘭人民享受經濟繁榮和令人羨慕的生活質量這一愿景，昆士蘭州政府主動推出并實施長達十五年的“智慧之州”戰略，區域經濟發展逐步從過去以礦產與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向知識經濟轉型。智慧之州是由這些要素構成：研究與發展，科技擴散，產業化和創業精神，協作，鏈接，網絡與聯盟，知識與技能，多元化、充滿活動的創意文化。在其中一個或幾個元素上進行投資無法確保經濟增長，因而戰略實施是通過對創意的研究、開發、推廣和商業化的大量投資，以及政府與企業、網絡和聯盟建立的合作參與，來加快產業創新的步伐。同時，通過投資于知識、技能、多樣性、創造性和鏈接性，來建立可持續的創新型社會的堅實基礎。可見，只有在創新型社會的所有構成元素上進行投人，才能確保未來的社會繁榮。（圖1）
1/ 昆士蘭智慧之州戰略的構成元素
其次是三區聯動的發展機制。昆士蘭模式診釋創意社群三區聯動的產業發展機制。昆士蘭模式的內涵與核心理念是一個經過精心規劃設計、由政府推動并投資，注重“微型企業”知識型集聚和鼓勵社區公民參與創意活動的“三區聯動”校區、園區、社區融合發展的一種創意產業實踐。當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跨越工業化進程而步入知識經濟時代時，發展知識密集型的創意產業是轉型期的一種戰略選擇，而“昆士蘭模式”是符合時代發展趨勢的創意產業集聚區的一種形態，它是將創意人才教育、創意產業集聚、創意企業孵化、創意成果轉換、文化生產與消費、全民參與創意等功能，通過合理布局和協作機制有效地融合為一體的一種創意產業發展模式。（圖2、3）
2/ 昆士蘭模式：三區聯動融合發展的創意社群
3/ 創意社群示意圖及三區聯動機制
最后是基于TND即傳統鄰里開發模式的新都市主義社區的規劃設計。昆士蘭科技大學（QUT）2001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創意產業學院，它是昆士蘭創意產業園（CIP）的重要組成部分。而CIP則隸屬在凱文·格羅夫都市村莊（簡稱KGUV）的整體之中。KGUV占地16公頃，距離布里斯班市中心2公里，緊鄰高科技基地密爾頓和文化、演藝活動中心南岸公園。規劃 KGUV 的目的是為了將工作與休閑娛樂、教育與企業發展、研究與商業開發以及居住與旅游目的地等結合起來，它是圍繞大洋洲第一個為發展創意產業而建設的項目——昆士蘭創意產業園 CIP 而設計的，因此規劃者提出了“創意社區”的理念和建設目標，同時 KGUV 是全球第一個以“創意社區”理念規劃和建設的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社區。
（1）強調城市功能的多樣性和混合使用。KGUV拋棄了以勒·柯布西耶倡導的國際主義學說為代表的注重功能分區的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堅持傳統的功能結構規劃促使它成為一個緊湊的混合功能社區，人們在一個可達性很強（基本上在 500 米）的步行范圍內居住、學習、工作和娛樂。KGUV以QUT創意產業園（CIP）為城市功能的特色核心，以大洋洲最大的連鎖超市沃爾沃斯（Woolworths）為社區生活的核心，同時這兩個相互緊鄰的區域共同組成整個社區（可以稱為小鎮或者鄰里）的真正中心。圍繞社區中心布置商業設施、中小學、健身活動中心、綠地公園、適合各階層的多元化住宅、寫字樓、輕型制造業等設施。KGUV 的住宅單元迎合不同的所有者來設計，不同的價格和建筑類型適應不同收入階層、生活方式和年齡層。同時將 QUT 無縫結合到都市村莊內部，使大學走出原來的校區進入社區，創造了“一個真實世界的大學”。創意產業園區（CIP）內包括了La Boite劇院、“藝術之州”教學區、動畫和設計實驗室、排練和表演場、10 余家在孵化器內的創意型公司以及大洋洲唯一的文科類國家級中心——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創意產業與創新研究中心（簡稱 CCI）。創意產業學院學生的作品向社區公開展示，企業則面向市場輸出創意產品并且及時向創意產業學院的師生傳遞市場信息，增加了KGUV “創意社區”這個創新工場在全球化時期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創造能力，同時也提高了社區的文化生活品質。
4/ KGUV所在區位
（2）以人為尺度，強調公共生活的空間設計。首先，以人為尺度體現在 KGUV 社區以步行、公共交通為主要通勤方式，大多數日常需求都在離家或工作地點5～10分鐘的步行環境內完成，采用發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荷蘭的交通平靜化（Traffic calming）理念，在道路寬度和路面的設計上最大限度地限制小汽車的速度和數量，比如路面設計為蛇形的彎道，既有效降低了車速又增加了道路的景觀功能；社區內的街道呈網絡狀與整個城市的主要道路系統聯系，將穿越性交通（主要是凱文·格羅夫大道等）移至社區外，街道基本是步行街并且相對比較狹窄，有利于形成一個適合步行、騎自行車的大氛圍。其次，以人為尺度體現在 KGUV 社區主要通過建筑和景觀的設計來界定和塑造高品質公共空間和步行網絡，以利于在這些空間中舉行各種公眾活動，如音樂會、聚會等，營造適合鄰居和朋友經常會面、增加溝通進而激發創意的空間氛圍。在社區中心附近的建筑都靠近街道布局，形成一個傳統街道的格局，增加市鎮氣氛，其設計重點主要集中于社區中心、街道、街區，即所謂點、線、面。CIP 高聳的觀光電梯類似傳統中世紀城市公共空間中的教堂鐘樓的性質，由于全玻璃的表皮材質和獨立于主體建筑之外的獨特設計而成為整個 KGUV 的視覺中心，為創意社區帶來了非常強烈的視覺識別性，它和一街之隔的沃爾沃斯超市共同形成“創意社區”具有高度識別性的中心（Discernible Center）。KGUV 的入口標志色彩設計鮮明奪目；一系列的綠地和公園結合地形地貌的變化有機組合和穿插在整個社區空間之中，其中既有線狀的綠地庫崗公園（Kulgun Park）、點狀的綠地格雷吉穆斯（Grey Gums Park）、麥克卡斯凱（McGaskie Park），又有面積很大的維多利亞高爾夫公園等。主街道麥斯克大道由于具備了最多樣的用途（主要是銀行、餐飲、咖啡館等商業空間）而成為社區公共生活的焦點區域。沿著 Musk 大道的建筑有連續、錯落的，由各種材料和色彩設計構成的雨篷來保護行人免受不良天氣的干擾；水刷石的人行道和各種材質的城市家具、戶外燒烤等休閑設施、雕塑等公共藝術供人們使用和欣賞，使人們從鄰近的室內空間里解放出來到公共區域進行各種活動。從而產生楊·蓋爾在《交往與空間》中所闡述的各種自發性、社會性活動：包括散步、呼吸新鮮空氣、駐足觀望有趣的事情以及坐下來曬太陽、兒童游戲、互相打招呼、交談、各類公共活動，以及最廣泛的社會活動——被動式接觸，即僅以視聽來感受他人，如搖滾歌會。這些開放的空間和建筑提供了一種“鮮明的可識別的都市環境”（《城市意象》，凱文·林奇），人們能很方便看到維多利亞廣場的高爾夫球場，毗鄰的起伏的市郊以及中心商業區。最后，以人為尺度還體現在環境的包容性和安全性。KGUV 是一個內聚和包容的社區，它通過大學的嵌入、社會多元化住宅等功能構成的方式摒棄了社會區分。每個周末的市集不分人種、身份、收入等等，成為各階層的人們享受陽光、購物交流、欣賞各種街頭表演的其樂融融的高品質公共空間。KGUV 又是一個安全的社區，就像簡·雅各布（Jane Jacobs）所說的“街道眼”，建筑俯瞰著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間，井井有條的街道成為生活的焦點，它們是為本地人和旅游參觀者設計。由于聯系城市的主要機動車道被安排在社區外，社區內又進行了交通寧靜化的設計，鼓勵人們采用步行和自行車的方式解決在社區日常生活的交通出行，甚至特別規劃設計了環繞社區的健身和參觀歷史的步道系統，使人們在享受這個正在成長的活力中心的文化、休閑和娛樂設施，感覺到舒適和安全。還有周邊一些有吸引力的地方，如維多利亞公園、Suncorp 體育場和羅馬街公園等，共同創造了一個整合的、可滲透的、連通的、高度易讀的、開放的建筑和公共街道、公共空間的布局。
5/ KGUV規劃平面
（3）歷史遺產保護更新與重視人文的細節設計。在凱文·格羅夫路上，以前屬于格納軍隊保護區的北部檢閱場地，現在屬于 QUT 創意產業園的一部分，已經被注冊成為昆士蘭文化遺產，成為一個具備重要意義的文化遺址。場地內的營房和馬廄堅持整舊如舊、空間置換、最小干預的設計原則，保留了原來軍營分散圍合的建筑布局、高大開敞的空間結構和坡屋頂的山墻，更新改造了建筑的立面，重新進行了色彩設計，室內空間被重新規劃利用為創意產業學院的教學和管理用房，一些圖形創意類和影視公司則利用原有建筑的高大室內空間，營造了演繹空間和工作繪圖及展示空間。這些建筑和室內空間既保留了原有軍隊營房建筑的造型和材質特色又通過園區內部的公共空間和產業園的新建筑在視覺上有機結合在一起同時又易于識別。KGUV 社區的公共空間具有各種形態，連續性強而且富有變化。鐫刻著 KGUV 社區各種故事的不銹鋼材質的銘牌被鑲嵌在極具自然親和力的材料——水刷石的街道路面上，可以一路走走停停，細細閱讀品味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有趣故事，別有一番情趣，這也許就是所謂的“慢設計”吧。在社區中心的入口設計了一個高約 5 米的樹型雕塑，雖然是鋼鐵材質，但是整體圓滑曲線的輕薄造型、靈動的飽和度較高的色彩設計與周圍以水平垂直線條為主造型的建筑物形成鮮明的對比，使之成為入口處的明顯標志，由于設置在 Musk 大道，成功地強調了社區中心建筑的入口特征，很好地起到吸引人們注意和引導人流的作用，而雕塑本身也成為社區公共空間的一件藝術品。在KGUV 社區的街道轉角、T 字交道口、轉彎位置上設計具有地標性的建筑，這些建筑具有城鎮街道景觀作用，如 QUT 的衛生和健康學院、昆士蘭州立創意產業學校的建筑等，都注重臨街立面的細部設計，在功能、材料和色彩等設計方面與街道上的人們的活動相互呼應。這些設計在保護城市歷史文脈的同時最終營造了一種具有濃郁社區感的公共空間。在綜合總體規劃的“愿景與城市設計的語境”一節中，規劃者認為 ：理想城市的核心內容是學習，創新，社會性和可持續性。KGUV 提供了一個創新和創意的平臺，使居民積極參與到住宅社區、教育、藝術和商業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KGUV 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和創造性的連接市中心的社區，它提供了一個村莊式的獨特氣氛，鄰里和大學創造了一個豐富的學習、決策和創造性環境，為昆士蘭州和整個澳大利亞展示了城市社會重要的差異點。這為多樣的社會生活提供了獨特的解決方案，并確立了新基準 ：以創意產業為核心的城市發展模式。
6/ 步行交通優先
“昆士蘭模式 ”的本質是一個以創意產業為核心，關注個人、鼓勵創新與合作 的城市發展模式。其表現特征就是政府、教育和研發機構、商業組織和社區協力合作共同投人，營造這樣一個創意環境它既是學和研究機構的所在地，又是創意企業的聚集區既是文化產品的生產地，又是文化產品的消費區同時，生態環境與人環境舒適，生活設施便利，適宜居住。因而，昆士蘭模式所代表的創意社群是一種符合創意經濟、網絡社會和城市空間互動、和諧發展的新模式，對國內設計教育與研究、創意產業園設計、城市功能轉型和區域經濟發展都很有借鑒意義。
7/ 步行與自行車交通
《設計》：面對信息時代的沖擊，室內外環境設計如何應對和發展？
丁繼軍：三次普利策獎得主美國著名新聞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提出隨著科技的匯集與傳播，世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變平，信息傳播技術變革使人們的生活呈現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狀態，人類已進入以數字化和信息化為基礎的信息時代。信息時代科技飛速發展正從本質上改變著我們的審美標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
面對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環境設計呈現出一種現實的反應，表現在：一方面，信息時代的科技發展促進了世界設計文化的交流和對話，使得新的技術和材料得以在世界范圍內共享，各種西方先進的設計理論、流派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資訊，為當代中國環境設計提供了有效而迅捷的手段；另一方面，信息時代技術的發展對環境設計的地域文化特征產生了強力沖擊，導致環境設計的文化、風格、個性特色的削弱，中國本土的設計文化面臨著重大挑戰。
8/ 蛇形的機動車道
可持續的概念是一種動態發展的思想，體現在環境設計中就是設計要具有彈性包容的特質，以適應未來的發展。人類從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時代變了，資源和生活的關系也必然要隨之改變，但文化的延續才是人類社會最有價值的東西。在信息時代的今天，出現了全球文化的趨同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全球化話語淡化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使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價值判斷出現了偏差。而只有當一個民族強大到對自己的文化足夠自信時，在文化取向上就會自覺抵制趨同。我們的近鄰日本曾也經歷過趨同西方的歷史，但伴隨國內經濟的強盛，重拾回了自信，堅守并重振了民族文化，終于涌現出許多世界級的建筑、設計大師。設計文化既是設計師有意識地把傳統和地域文化的特征體現在新設計中，同時又是滿足消費者在信息時代對環境設計的文化要求。所以，我們要用可持續發展的眼光和觀念來審視環境設計的未來。
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對技術“存在論”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創新，他認為，不是人控制技術，而是技術控制人。在技術時代，精神萎弱是世界的突出癥候，其中以創造性的缺失為甚。因此，信息時代的設計思維需要升級，需要重新定義設計的內涵與外延。設計師需要重新思考、重新構建并重新審視設計創造的體驗的可能性，需要注意設計形態和生產方式的深刻變革、設計需求和商業模式的加速涌現、產業格局和生態體系的深刻調整等問題。在可見的未來，與其說信息技術是一種具體的技術，不如將其視為一種思考社會現象的思維模式。在設計創新領域深耕多年的帕蒂克·霍夫教授預測說：“未來，設計會更多地去響應用戶還沒表達的需求，而不是去為了響應用戶主動提出的需求。”設計需要準確捕捉和解決人類的痛點，如果沒有契合人的真正需求，那么你可能只是在創建一個強大的系統來解決一個非常微小的，乃至不存在的問題。歸根到底，思維模式才是信息時代環境設計應對與發展的關鍵。
9/ CIP建筑及觀光電梯
《設計》：請您介紹下創意產業語境下藝術設計人才培養的方法與方向。
丁繼軍：藝術設計學科是理論與實踐結合最緊密的學科之一，無論何種設計門類，要掌握其中精意非“格物致知”不可。因此藝術設計人才的培養，目標與方法必然是一體兩面的，以求“知行合一”。而創意產業蓬勃發展的時代背景，為藝術設計人才培養提出了新平臺和新模式的要求。新平臺即多學科交叉的國際性平臺。為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和用戶需求，設計學科發展的前沿方向正不斷從管理學、經濟學、心理學、人類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吸取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和實現途徑。閉門造車式的設計已不可能在當下獲得成功。未來的藝術設計人才欲滿足日新月異的創意產業需求，必然具備開闊的國際化學術視野和豐富的跨學科協同創新經驗，以勝任在交叉學科背景和多元文化背景團隊中的設計任務。因此在培養階段，學生投身于相應的國際性共享平臺或校際網絡協作小組是不可或缺的經歷。新模式即產業相關方的共建模式。設計院校的產教融合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在現代設計教育發展之初，設計院校與企業合作，為其提供設計服務就是設計教育的重要基礎。如今放眼全球，一流的設計院校無不在相關產業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因此，藝術設計學科“產教融合，藝工結合”的本質屬性是不變的，隨著創意產業興起，中國制造要尋求中國“智”造的轉變之路，創新、智能、綠色、互聯等熱門標簽取代了過去單向度的設計評價體系。人工智能、流媒體、IP、等新產業各有其獨特的發展模式，標志著設計院校過去以設計服務的方式對產業的簡單介入將成為過去，藝術設計人才培養需求更多元且具有創新活力的政、產、教、地融合模式。
10/ KGUV入口標志
而如今設計院校構建的新平臺和新模式，應比過去更強調在地性，院校的學科發展同時肩負為本區域的文化經濟發展提供支撐的重任。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屬性與產業命脈，文化的原創力、生產力、創新力、軟實力也有不同的發展側重。因此，校地關聯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我們能從中總結一些規律，而難以照搬復制。以杭州轉塘地區為例，2007年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建立，在隨后的10年中，藝創小鎮、云棲小鎮、龍塢茶鎮等一系列文創資源以特色小鎮的形式在轉塘地區整合集聚。浙江音樂學院成立于2016年，之江文化中心預計2022年建成。十余年間，轉塘地區從遍布農田的城郊區域成長為之江文化產業帶中的“一核”，充分體現了設計院校的區域影響力。縱觀轉塘地區的發展，從中可以總結出三個特點。其一，是藝術設計人才的社群化現象。中國美術學院和浙江音樂學院這兩所藝術專門院校在轉塘地區集聚了一批創意產業人士，形成了一個創意階層。與傳統行業不同，創意階層中人們彼此聯系并非局限于生產分工，他們以“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為生活主張，具有相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美學，形成了基于“同事、同學、同好”關系的松散但有黏性的社交網絡。這種自下而上形成的有機社群中伴隨著創意交流和資源整合，為文化產業帶的形成提供了優質的社群土壤。其二，是大型文化藝術活動對區域的輻射效應。2012年王澍先生摘得普利茲克獎，他設計的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建筑群成為轉塘的重要地標，常年吸引大量藝術愛好者與游客參觀，尤其在一年一度的畢業展期間最受歡迎。隨著藝術展演、創意市集、青年論壇等一系列文創類活動的內容填充，轉塘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力輻射進一步擴大，影響受眾也從創意階層蔓延到普通市民。2019年，首屆之江國際青年藝術周在藝創小鎮象山藝術公社舉行，包含“展、演、坊、論、市”五大版塊，象征依托于學校的畢業展正式蛻變為地方性的大型藝術活動。其三，是藝術設計人士的社區影響力，及社區美育價值。在轉塘，創意階層以居民的身份根植于本地社區中，他們的藝術創作和生活方式受到當地居民的注視和評價，這是一種或有言或無聲的美感交流，是潛移默化的社區美育。許江院長在今年的兩會提案“加強社區美育建設”中，提到社區民間社會的重要空間，應該民間社會的空間留給民間，讓民間自主地在社區里面建構他們的興趣，建構他們心靈發展、生活情趣的空間。這種民間能量的激發，正是依賴于藝術設計人才的社區美育價值。
11/ 周末集市
在杭州，另一個進行時的例子是在余杭區運河鎮建設推進，依托于浙江理工大學時尚學院，創新性構建校地融合+時尚科技設計教育的新模式。致力于打造未來大運河國際時尚設計小鎮，尋求有別于轉塘地區的新發展路徑。就歷史文化淵源而言，運河鎮歷史悠久，境內世界文化遺產京杭大運河貫穿東西，為此地帶上了濃厚的運河文化歷史印記。鎮中河道縱橫，水文資源豐富，符合江南水鄉環境的審美意趣。基于這樣的當地條件，浙江理工大學在人才培養模式中強調校地融合、服務地方，在師生的設計實踐中與地方緊密合作。以挖掘運河鎮生態美、人文美、時尚美為目標，助力學科資源和地方需求的協同創新，以實現學校與地方的共同發展。在社區美育方面以培養專業的美育工作者為目標，并組織志愿團隊，構建學校與地方社區美育工作者的協同工作生態鏈。另一方面，浙江理工大學時尚學院也致力于構建國際時尚設計教育平臺，以時尚類學科為引領，緊密聯系國際設計力量，將運河文化的“古”與時尚科技設計教育的“新”交融，將扎根地方需求和社區民生的“土”與國際設計交流合作的“洋”結合，為地方引入全新的發展動能，為藝術設計人才培養提供明晰而特色鮮明的發展方向和交流平臺。
12/ Kulgun公園
《設計》：如何看待合作性在環境藝術設計學習和工作中的體現？
丁繼軍：環境藝術設計專業自身帶有強烈的社會實踐屬性。相對于視覺傳達、數字媒體藝術、產品設計等藝術設計類專業而言，環境藝術設計專業強調學生運用所學知識深入社會實踐與問題需求之中，圍繞人居環境、建筑遺產、空間建構等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人、事、物、場的設計要素進行重新組合建構的話題。隨著外部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培養需求的變化，環境設計專業人才培養愈發強調關注社會發展與問題需求，關心社會民生所向的生活動態，關切社會各層次要素之間關系的衍生與變化都是環境藝術設計專業在辦學過程中需要補充的內容。
合作性學習理念肇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壯大，現今在很多學科領域中均得到了充分的應用與發展。隨著社會大分工的持續深入與演進，設計藝術類學科專業中合作性學習的應用場景運用得更加普遍。在環境藝術設計領域，面對室內外空間改造、人居環境或社會設計等綜合性較強的實踐課題時，個人的力量與創意往往顯得捉襟見肘，這時就需要多人參與、明確各自分工，共同協作來完成任務。
13/ 社區中心的公共空間
合作性能力的養成有利于在社會實踐過程中解決個人學術視野局限的問題，培養成員團結協作的意識與能力，更快地適應現代團隊化的工作與學習方式，從而實現創新能力的達成。根據合作主體的合作性質與構成，合作性學習可以劃分為老師之間的合作學習，師生間的合作學習，學生之間的合作學習。還可以劃分為校方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即“校企合作”，以及校方與基層地方政府及職能部門的合作，即“校地合作”。老師之間的合作性是指專業內教師之間的分工合作，在人才培養、科研項目合作、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共同協作。也包含本專業內教師與其他專業及學科教師之間為達成一定的課程或者項目任務而進行的跨專業，跨學科之間的合作式活動。師生間的合作學習特別指在教師創建合作性教學場景的基礎上，在教師的組織與指導下進行的論文撰寫、社會調研與設計服務等方面的合作與分工。學生之間的合作性學習方式則圍繞主要任務目標與設計需求，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一項明確的設計任務或社會調研服務。例如學科競賽活動或者課程作業的協作完成。校企合作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與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也是校方進行社會服務設計的主要渠道。而校地合作是學校利用科技與人才聚集的優勢服務地方發展的合作性模式，也是學校拓展社會服務職能的重要途徑。
14/ 健身步道系統
15/ 歷史軌跡步道系統
在藝術設計類大學生合作性意識與能力養成過程中，還需要注意將合作與分工進行統籌安排。在學習或者工作中，合作性并非任何時候，任何狀態下都是以合作的形式進行，這其中也包含個人獨立思考與分散完成的部分，即合作中包含有分工的部分，合理的分工便于團隊每位成員自身優勢以及能力智慧的發揮，利于產生獨創性的成果，也為接下來更好的合作提供基礎。在不同的狀態下，合作性工作或學習也呈現出階段性差異。例如，在課題或者研究項目啟動時，是需要一起合作的，相互討論、集中觀摩、頭腦風暴，進而明確主題與方向。接下來進行工作與任務分工，明確各自的任務與職責，發揮個人的才能稟賦，這個階段就是“分”的階段。最后在各自完成既定任務后，仍然需要團隊合在一起進行交流討論進而推動團隊任務的進行，或者是集中起來更高效地共同完成團隊任務，這個階段過程可以減少前期溝通成本及彌補個體知識視野結構帶來的弊端，這又回到了“合”的階段。根據團隊人員構成以及任務目標的具體情況，“分或合”的程序可能會繁復進行，周而往復。這就是合作性學習的真實過程。
此外，在關注合作性學習類型與過程的同時，也應逐步對設計藝術學科專業內的合作性學習的效果評價提升關注度。多年來，我們對合作性學習的過程與意義已經不再陌生，或者執著于表層現象的關注，但往往忽略了我們這件事情做得夠不夠好，目的有沒有達到，以及對接下來的工作與學習有哪些結果反饋及功能效度。隨著設計學科教學研究工作的逐步推進以及人才培養工作的深入踐行，對于設計學當中合作性學習過程與結果評價研究必將會成為完善設計學科人才培養制度體系中的重要一環。
16/ Gona軍營及CIP鳥瞰
《設計》：請您分享一個目前關注的行業話題。
丁繼軍：人類只占地球上所有生命的0.01％，但我們使用了83%的資源。三百年的工業文明以人類征服自然為主要特征，世界工業化的發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達到極致。新冠肺炎等一系列全球性、百年未有的生態危機說明需要開創一個新的文明形態來延續人類的生存，這就是“生態文明”，如果說農業文明是“黃色文明”，工業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態文明就是“綠色文明”。
中華文明雖然是工業文明的遲到者，但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卻與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基本一致，從政治社會制度到文化哲學藝術，無不閃爍著生態智慧的光芒。生態倫理思想本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涵之一，這使我們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藝復興以來就主導人類的“物化文明”，成為生態文明的率先響應者。中國歷朝歷代都有生態保護的相關律令。如《逸周書》上說：“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周禮》上說：“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比如“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把灰塵廢物拋棄在街上就要斬手，雖然殘酷，但重視環境決不含糊。這種制度，并非統治者的個人自覺，而是中華文明本身的內涵所決定的。以儒釋道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系統的生態倫理思想。1988年，75位諾貝爾獎得主集會巴黎，會后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兩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國家“十四五”規劃編制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席、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先生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指出了“十四五”規劃的三個鮮明特征：1是我國將會跨過12，700美元的門檻，從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變成一個高收入的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將是一個里程碑；2是作為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我國國內地區的發展差距巨大，有14個人均GDP2萬美元以上的城市，也有甘肅、山西、云南等，人均GDP到現在還在7000美元以下，還有6億人口每個月收入也就1000人民幣左右；3是十四五將是2016年20國集團在杭州峰會提出的新工業革命由方興未艾到快速發展的時期。他強調十四五期間一個重要基本原則，就是必須充分利用各地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才能落實總書記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
17/ 社區中心樹型雕塑
綠色發展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構建高質量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綠色發展理念凝聚了我們黨這些年對生態文明建設規律的深刻認識。近年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綠色發展不僅成為我國的發展方向，也成了世界發展的方向，成為引領世界的時代潮流。綠色發展是對工業革命以來的黑色增長范式的變革。深綠色發展是綠色發展的高級形態，藍綠融合是綠色發展的終極形態。當前，中國已進入生態環境安全等低層次需要與生態環境審美、生態環境民主等高層次需要并存，以及淺綠色發展與深綠色發展并存的階段。浙江省綠色發展走在全國前列，以浙江省綠色發展為代表的中國經驗主要包括：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接力棒”精神；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優先論；堅持“良好的生態環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態惠民論；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生態系統論；堅持“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的生態治理論。面向未來，深入推進綠色發展要堅持生態文化普及化、生態產業主導化、生態消費時尚化、生態資源經濟化、生態環境景觀化、生態城鄉特色化、生態科技創新自主化、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化等戰略。
面向這個大趨勢，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美麗鄉村研究中心（CCBC）聯合文旅部重點實驗室天津大學建筑文化遺產信息技術中心、清華大學社會創新與鄉村振興研究中心、清華大學藝術與科學研究中心可持續設計研究所3個研究機構進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討。以本中心自2010年開始的美麗鄉村和傳統村落研究為例。傳統村落設計研究圍繞“保護發展”主題，總體上可分為3個主要階段，呈現出“認知-協同-場景”特征。貫穿了從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的演化歷史，也反映出新農村建設階段性特征。（1）1940-2004，以“民族民間文化與審美價值”為重點的“設計認知”研究階段。傳統村落文化遺產設計研究源于先秦《考工記》（李立新2016）。國外無傳統村落概念，以《雅典憲章》（1933）、UNESCO世界遺產體系為代表，有效推動了國際社會關注。20世紀40年代，龐薰琹等前輩開創“下鄉采風”（杭間2007），以器物精神、手價值、藝術審美等視角，深入探索文化遺產本體及社會生產關系，構建了文化遺產核價值的認知體系（張道一1989、杭間2001、潘魯生2005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羅哲文、阮儀三、馮驥才等學者“多學科、體系化”探索給設計研究注入新的活力。（2）2005-2017，以“地方性知識體系與平臺”為特征的“設計協同”研究階段。2005年新農村建設開啟，以《提高民族文化自覺，做好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孫家正2005）為標志，研究進入“文化遺產+村落整體”新階段，體系化的研究保持了長期高度關注（潘魯生2014，方曉風2018）。2012年“中國傳統村落名錄”工程啟動，研究進入設計平臺階段。既有國家級“中國傳統村落數字博物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7）；又有學界“政學研協同”地方平臺，如“設計豐收”基地（同濟2013）、“中國傳統村落與建筑遺產保護協同創新中心”（天大2014）、“新通道設計與社會創新研究基地”（湖大2015），為下一階段更高水平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3）2018年以來，以“新文化生活與空間系統”為趨勢的“設計場景”研究階段。十九大后，美好生活與傳統村落的關系成為研究新亮點。學者普遍認為：鄉村是一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設計參與鄉村文化建設更重要的是社會學實質性參與（方曉風、季鐵等2018）。婁永琪在《設計的疆域拓展與范式轉型》一文中強調：“全球知識網絡時代，基于佐證的、針對復雜社會系統、更好應對真實世界、不斷迭代改良的設計文化越來越顯示出其必要性和緊迫性”（2017）。以上觀點，印證了“設計除了創造商業價值之外，更是一種推進社會變革的因素”的重要理念（Victor Papanek1970）。因此，設計學和社會學等交叉研究成為大勢所趨。
18/ 轉塘藝術地圖
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美麗鄉村研究中心（CCBC）于2019年12月18日舉辦了《美好生活圖景：一帶一路的美麗鄉村與未來社區展暨“設計2030全球美麗鄉村與未來社區設計創新網絡”》。從時代背景看。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縱觀人類發展史，鄉村是人類的起源地，是人類文明生生不息、永續傳承的根基所在。21世紀以來，中國的快速城市化塑造了現代城市文明，同時也催生了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等“城市病”和農業萎縮、人口流失、文化斷層等“鄉村病”。如何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如何讓城鄉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成為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可持續城鄉與社區”，體現了全球對人類命運的共同關注。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2019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一文中強調，要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以城鄉融合促進鄉村振興，是新時代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點。從2002年十六大的城鄉統籌發展，到2007年十七大的城鄉一體化發展，再到2017年十九大的城鄉融合發展，我國城鄉關系逐步調整優化，并且進入了新階段、新時代。浙江是習近平總書記兩山理論的誕生地，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萌發地，中國美麗鄉村的發源地。2003年他親自部署推動了“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2018年“千萬工程”獲得聯合國“地球衛士獎”，17年來，浙江鄉村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鄉村建設的成就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從浙江看，相繼出臺大灣區大花園等“四大建設”、“未來社區”、“唐詩之路”等重大戰略部署；《浙江省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建設花園式美麗鄉村、全面繁榮鄉村文化、打造鄉村治理現代化先行區、構建鄉村振興新格局”等七大重點任務，全域打造“千萬工程”升級版和“新時代美麗鄉村”。
19/ 轉塘藝術節-手作節點
20/ 轉塘藝術節-活動節點
從浙江理工大學的行動看。浙江理工大學的設計學科是“十三五”浙江省僅有的兩個設計學一流學科A類之一，源自1897年杭州知府林啟創立的中國最早新學機構之一“蠶學館”，具有鮮明的“農工藝”融合的辦學基因和特色。2009年以來，藝術與設計學院丁繼軍楊小軍團隊投入浙江美麗鄉村、歷史文化村落等項目的研究和實踐；2013年起，受浙江省農辦、浙江省農業農村廳委托，開展全省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重點村建設績效專家評估。2014年獲得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發展專家委員會主任馮驥才先生題詞“中國美麗鄉村研究中心（簡稱CCBC）”。2014年-2019年，開展了300余個村落調研評估、20余項國家與省部級科研課題研究，發表近50篇論文，撰寫100余萬字評價報告。2018年歷史文化傳統村落創意設計人才培養項目獲得國家藝術基金立項，為長三角地區高校當年唯一。近5年來，學生獲得國際國家級、省部級學科競賽100余項。2019年6月，CCBC依托浙江省文旅廳重點研究基地、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基地正式成立。中心依托設計學（省一流學科A類），聯合美術學、建筑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組建了一支跨學科跨學院跨院校的研究團隊。目前擁有國際客座教授4人（含外專千人1人），國內兼職教授和導師8人，高級職稱12人，相關學科研究生100余人。CCBC得到清華大學、江南大學、東華大學、湖南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美術學院、柏林藝術大學、巴黎大學、東京大學等20余所國內外知名高校的廣泛支持。CCBC目前擁有國內高校最全面的約300個浙江省歷史文化傳統村落數據信息庫，包含平原型、海島型、山地型、丘陵型4大類，圖片50000余張、文字近300萬字，數據、影像等資料齊全。仙居傳統村落數字博物館成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樣板方案。2013年-2020年《浙江省歷史文化（傳統）村落保護利用建設績效評估報告》，獲得浙江省農辦、農業農村廳的采納；浙江45個傳統村落保護利用經典案例即將出版。
CCBC目前是浙江理工大學、浙江省“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協調小組辦公室共建基地。中心工作得到省部級領導的高度肯定。農業農村部黨組成員、中央農辦秘書局局長吳宏耀、全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先生認為，中心站在建設美麗中國的高度，“把書桌擺在田野中、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為歷史文化傳統村落制定了評價標準、編制了評估體系，走出了一條聚焦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研究實踐、服務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創新創意之路。
21/ 轉塘藝術生態鏈
從未來使命看。《“美好生活圖景：一帶一路的美麗鄉村與未來社區”展覽》匯集了一帶一路沿線14個國家的29個經典案例。其中既有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英國巴斯村、日本合掌村，也有精準扶貧青海旦莊村；既有“阿里公益、美國大自然基金、網紅設計師”引領的新時代新青年新社群與“未來社區”的余杭青山村，也有全國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典范“學習強國”桐廬深澳村；既有第二屆全省大學生鄉村振興創意大賽金獎天臺雙溪村，也有深入挖掘“吳昌碩文化”的江南人居典范安吉彰吳村。通過展覽，呈現了一幅疆域廣袤、歷史悠久、環境優美、文化燦爛、特色彰顯中華文明的新時代“富春山居圖”，也呈現了一幅視野宏闊、歷史悠遠、建筑優雅的全球美麗鄉村美好生活的全景圖。
“設計2030全球美麗鄉村與未來社區設計創新網絡”（簡稱D2030 RV&FC DIN）是CCBC和浙江理工大學積極響應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倡議，響應鄉村振興、長三角一體化等國家戰略及總書記號召，順應浙江部省共建鄉村振興示范省、建設新時代美麗鄉村的歷史潮流而倡議發起的設計創新平臺。D2030 RV&FC DIN由浙江理工大學聯合江南大學、清華大學、東華大學、中國美術學院、浙江大學、巴黎大學、柏林藝術大學8校共同發起，全球25所大學共同參與。D2030 RV&FC DIN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一帶一路的國際視野中，探索破除城鄉巨大鴻溝，在全球未來城市社區與美麗鄉村之間，以文化傳承創新為核心，編織一張“人才+社群+知識+服務”為主題的金色網絡。D2030 RV&FC DIN的使命是：運用設計創新，共同推進新時代美麗鄉村未來社區有機更新與營造，全力推動“全域美”、“特質美”、“創新美”、“發展美”、“持久美”和“生活美”；推動建設一個理念更加先進、城鄉更加融合，具有國際知名度和美譽度的新時代美麗鄉村大花園。通過中國式美麗鄉村建設的文藝復興所帶動的生活革命，去努力實踐一種高生態、高品質的“低碳生活方式”，進而塑造一種新的全球化生活樣態，并以此推動中國文化政治經濟的發展，創造一種生態文明價值觀而影響世界。
22/轉塘藝術生活圖譜
2020年，中國美麗鄉村研究中心（CCBC）與安吉余村共同推出“生態美育：讓鄉村孩子更快樂——【余村國際M&M藝術鄉村】課堂計劃”。該藝術計劃認為，美是人類獨特的智性方式，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根基。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中強調：“美術教育對塑造美好心靈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要求：“扎根時代生活，弘揚中華美育精神，讓祖國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長。”當前廣大鄉村普遍缺乏美育機構、美育意識普遍淡薄，造成大量鄉村青少年兒童假期沉溺游戲網絡、安全隱患頻現；造成城鄉審美的割裂、美育鴻溝越拉越大。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也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進軍的啟動之年，廣大的鄉村和青少年兒童對美育工作“最后一公里”的需求越來越迫切。
在全省上下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浙江講話精神，特別是建設“展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窗口”的關鍵時刻，為積極響應省委省政府打造“重要窗口”、“三服務”號召，積極回應廣大鄉村基層對美育組織和工作的迫切需求；積極回應廣大鄉村百姓特別是青少年兒童對提升審美素質、促進身心健康成長的迫切渴望，浙江理工大學計劃充分發揮我校藝術、設計、時尚類學科和專業、人才與智力等的綜合優勢，以打造“文化浙江重要窗口的高光亮點”為目標，通過中國美麗鄉村研究中心團隊“深入基層、服務基層”，以“藝術課堂”為平臺，助力挖掘優秀傳統文化的新內涵、助力提升鄉村美育的新高度、助力塑造青少年兒童的美好心靈、助力打造鄉村文化傳承創新的新標桿。
23/ 轉塘藝術節-workshop體驗坊
24/ 策劃人與本地參觀者對談
25/ 轉塘藝術節-線下live現場
今年適逢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思想發表15周年，浙江理工大學計劃在“兩山”理念誕生地——安吉余村，啟動【余村國際M&M藝術鄉村計劃】，以5年為一個階段，長期堅持，努力打造一個以“美育鄉村美好生活—M&M”為主題特色的國際化藝術鄉村課堂。課堂以公益藝術培訓的方式，通過美術、書法、音樂、非遺活化等藝術美育形式，輔導鄉村青少年兒童描繪美麗家鄉場景，暢想未來社區美好生活圖景；幫助他們遠離安全隱患、網絡游戲等風險和危害；引導孩子們崇學向美、積極向善；助力新時代鄉村書香文化禮堂、鄉村未來社區、美麗浙江大花園建設。
【余村國際M&M藝術鄉村計劃】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核心理念，依托安吉余村生態文明思想重要萌發地、中國美麗鄉村發源地、“兩山”理念誕生地的獨特優勢和鮮活資源，頂天立地，把畫架擺在田野中，持續打造愛國主義藝術美育的新時代高地。浙江理工大學堅持“一所百年名校+一個美麗鄉村”的服務理念，不斷發掘民間工藝的現代美學價值，不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余村為中心和示范，全省推廣形成網絡，打造“兩山”特色藝術美育品牌。在此基礎上，以浙江理工大學為主體，聯合國內外藝術類頂尖高校的優質資源，以余村為樣板為中心，逐步在長三角3省1市和全省11個地市100個縣進行推廣，最終編織一張“七色國際化人才+綠色服務化傳播+紅色價值觀引領”的“鄉村生態美育金色網絡”。
26/ 鄉村民居改造調研活動
27/ 廢棄物再生利用工作坊
28/ 合作性設計改造工作坊
29/ 【青山綠水】校地合作
30/ “鄉播播”生態美育-“兩山論”誕生地余村MEIMEI藝術鄉村計劃
新時代社會經濟發展背景下，單一的設計形態已經無法支撐系統、深刻的生活場景改善和變革的需求。從教育到產業，設計界迫切需求的是從點的設計到面的帶動與變革，從靜態的設計到動態的持續關注，從線到網的系統性連接的理念與思路，而澳大利亞“昆士蘭模式”正是可資借鑒的系統化環境設計思維模式。剛剛結束的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新增“交叉學科”為我國第14個學科門類，環境藝術設計從基于“物”的設計到基于策略的設計、從專業設計到整合設計、基于面向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觀的設計倫理和由封閉思維到基于國際視野的地方性開放性思維，將觸發環境藝術設計學科的新生態和新結構。面向這一新時代的“重要窗口”，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美麗鄉村研究中心（CCBC）以建設面向生態文明的環境藝術設計學術共同體和“美麗鄉村”學術品牌為目標，以“新文化生活與空間系統”為研究對象，構建獨具浙江特色的、開放性的環境藝術設計“地方性知識平臺”；以“數字創意+美麗鄉村+未來社區”為學術研究特色，將環境藝術設計的學科定位，與設計學科的學科發展進程相結合，突出其與建筑學、設計管理、數字傳媒、文化經濟、社區治理等學科的交叉與融合；同時在長三角一體化和城鄉融合的國家戰略視野中，聚焦服務浙江省美麗鄉村、特色小鎮、未來社區等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點和亮點，在鄉村設計標準與評價、鄉村文化與數字創意、鄉村社區美育與營造3個重點研究領域，聯合更廣泛的知識創造者和學術社群，開展更持續更深刻的、更綠色更富意趣的、更具有浙江地方特色的環境藝術設計的知識創造、知識服務、知識合作和知識共享。
31/ 泰順縣上交垟村古建修復
32/ 泰順縣上交垟村景觀改造
以上部分內容為楊小軍老師、翁旨遠老師與張小波老師共同研究成果，并對本次采訪提供幫助，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