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人：李葉 李杰
受訪者：彭圣芳 廣州美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彭圣芳，廣州美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設計歷史與理論研究，包括設計史、設計學科史、設計美學與批評、可持續與社會創新設計等領域的研究。擔任廣東省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中國人類工效學會設計工效學分會委員、中國人文社科期刊評價設計學專委會委員。獲評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工程“文化青年英才”、廣東省高等學校“千百十工程”人才和廣東省特支計劃“青年文化英才”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課題1項，廣東省各類項目5項；出版學術著作2部，主編教材1部，參編教材3部、工具書1部，發表學術論文40余篇。參與編制廣東省設計產業十二五規劃和寧波市工業設計產業十三五規劃。
《設計》：您從何時開始關注、實踐社會設計？
彭圣芳：對社會設計的關注始于對設計倫理的關注。十多年前，維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為真實的世界設計》一書的中文譯本就開始在設計學界非常盛行，其副標題是“人類生態學和社會變化”。這是一本在社會責任的驅使下，立足于設計實踐和問題解決，以批評和探討為主線的書，我也是讀者之一。將此書結合譯者——中央美術學院周博教授那些年寫作的《現代設計倫理思想史》一起閱讀，對設計倫理的學術理解會更加整體。正是那些年前后，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教授致力于在全球推廣社會創新和可持續設計的學術聯盟。2009年，我所在的廣州美術學院在時任設計學院院長童慧明教授的支持下承辦了DESIS Network（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Network，社會創新與可持續設計國際聯盟）中國區域的成立會議，來自清華大學、同濟大學、江南大學、湖南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和米蘭理工大學的代表齊聚在廣州美術學院昌崗校區設計樓的會議室，當時我有幸列席會議學習，也從實踐和教學的角度形成了對于社會創新和可持續設計的初步理解。
社會設計從倫理角度來思考，批判性是其底色。也許是一個巧合，也正是在那些年前后，我出版了在我2007年寫成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微言：晚明設計批評的文人話語》一書，其中有一章為“晚明文人對設計的價值批評”。在這部分內容中，我分享了早些年從傳統社會中的物品、造物活動和批評言論中悟到的設計倫理意識。晚明設計領域中，追新慕異、越禮逾制、崇奢炫奇和過度裝飾的風氣盛行，文人群體中既有推動參與者，也有批判者。于是，我將消費主義、社會認同及設計中的“美”“善”關系等現代學術視角引入，以此看待和解讀豐裕而豐富的明代。可以說，這是中國設計史論研究領域內的設計倫理話題之一，卻在價值主張上與前面所提及的現當代設計理論和實踐恰好非常一致。
《設計》：社會設計是否已經有了明確、公認的定義？您對社會設計這個概念的個人理解是怎樣的？
彭圣芳：很顯然，社會設計不是“小設計”，而是“大設計”，正因為其大，很多時候人們都在追問它的邊界。社會設計領域的觀察者們曾提出，“我們需要用一個簡明且持續慣用的方式，來定義社會設計領域的邊界與原則”。的確，現有“社會設計”的定義雖然很多，但還沒有公認的、統一的說法，這其實也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事物應有的狀態。如果一定要闡釋“社會設計”這個概念，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社會”和“設計”。其中，對“設計”的認識相對容易統一，而對“社會”作何理解則有不同的看法。隨著社會設計實踐的豐富和理念的擴展，“社會”又會影響對“設計”的認識，即社會設計已經（且有可能還會）使“設計”具有新的內涵和外延。
社會設計領域內，認識和實踐“社會”一詞的不同取向是“社會設計”定義多樣化呈現的主要原因。于是，我們會看到諸如可持續、行動主義、共創、參與式、設計民主、社會責任、社會企業、共益、轉型設計……等眾多概念在社會設計領域內出現，但彼此之間的關聯如何，卻似乎很難簡單說清。對“社會”理解的不同側重是理解社會設計不同定義的前提，也是產生以上概念的基礎，大致地看，有以下一些不同側重：側重將“社會”作為一種實踐和行動的理念，在社會協同中開展設計項目，使得設計往往“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出現”；側重將“社會”作“社會價值”和“社會效益”角度的理解，使之區別于以商業價值為目標的設計，將社會責任貫穿在設計實踐始終；側重將“社會”與“社會技術”“社會技術系統”鏈接，從系統觀和管理思維角度把握，但又能采用具體的調節手段實施，試圖影響社會運行機制或政策；側重將“社會”從整體的“社會形態”角度來理解，肯定設計負有推動社會變革的責任，為促進社會的系統級變革為目標而設計。
在現實中，由于真實世界的問題千差萬別而又復雜交錯，社會設計的以上不同側面在具體實踐中往往不是單一地存在，而是在不同層次和階段上有所重疊。而且，在今天，由于我們越來越相信社會設計有系統性解決社會問題的潛力，使得社會設計的邊界仍然呈現開放狀態。這里，特別推薦大家借鑒同濟大學婁永琪教授從“作為價值取向的社會設計”“作為方法的社會設計”和“作為實踐的社會設計”三種不同定位來理解“社會設計”這個概念。還有，悉尼科技大學設計創新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卡梅倫·湯金懷斯（Cameron Tonkinwise）教授在其題為“Is Social Design a Thing？”的文章中所提出的看待“社會設計”的十個視角也可以借鑒。但無論實踐的側重、形式和程度如何多樣，出于一種與生俱來的哲思屬性和反思立場，社會設計是以建設性的行動對現實世界進行著結構性的批評。
此外，“社會設計”概念與“社會創新”也分不開，因此在很多情境下“社會創新設計”也作為“社會設計”的代名詞出現。“社會創新”由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于1973年首次提出，隨后在更多其他領域內發生影響。英國國家科學、技術和藝術基金會 （NESTA）將“社會創新”定義為：“為了社會和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創新。它是由滿足社會需求的愿望所激發的創新，而傳統形式的私人市場供應可能會忽略這些需求，并且國家組織的服務往往無法提供良好的服務或無法解決這些需求。社會創新可以發生在公共服務內部或外部。它可以由公共、私營以及第三方部門，由用戶和社區進行發展。”相對來說，“社會設計”的概念出現得稍晚，也主要仍在設計領域內發生影響。作為長期的實踐者，中央美術學院周子書教授傾向于將“社會設計”視為一種具體的行動方法，他認為社會創新的概念大于社會設計，社會設計是社會創新的特定方法之一，是采用設計思維和藝術語言的方式去助力于實現社會創新。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只要以設計手段參與解決社會問題就可以是社會設計了，而社會創新則是其進階形式。兩種理解并不矛盾，只是各自從范域和階段的角度出發，有不同的定位。
《設計》：社會設計的基本元素都有哪些？社會設計的價值如何體現？
彭圣芳：通過串聯人與人、人與技術、人與服務的關系，社會設計可以達到整合、調節社會有形和無形資源的效果，賦予社會中的不同角色的個體和群體以主動性和參與途徑。因此，社會設計中系統思維成為必須必備的基本思維。正如帕帕奈克所提醒的那樣，“我們設計、制造、使用任何事物的行為的尺度都會產生相應的后果。我們使用的所有的工具、物品、人工制品、運輸設備和建筑都會造成后果，這些后果會延伸到包括政治、健康、收入和生物圈在內的不同的領域。”既然如此，預先的、全面的考慮和統籌非常重要。從工業和管理角度，設計中的“人–機–環境”系統在上世紀就已經被提出。相較于上個世紀所提出的系統性設計，社會設計的系統性最大特點在于其既包括物的系統，也包括其他社會關系和運行的系統，在范圍上更大了。社會設計要在不同層面的人、物和社會關系中為人類探求可持續的生存和發展方式，它必須是一種全因素的設計，正因為此，社會設計的價值也會在更大的范圍內體現。
從設計實踐的角度來看，這種尋求系統性解決方案的設計模式并非刻意為之，而是設計界在社會責任的驅使下，直面真實和復雜問題的結果。由于將更全面、更長遠的價值作為目標，社會設計往往要去考慮和照顧到商業和政策無法顧及的需求，去嘗試觸碰到那些人類現有社會形態下難以完美解決的問題，這使其能夠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去傳遞價值。
《設計》：您側重關注社會設計下的哪個領域？
彭圣芳：廣州美術學院工業設計學院在開展以文化和社會創新為目標的設計教育之時，共同起草過一段話作為行動的指南——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為指引，以文化的傳承與更新為使命，通過理論研究和設計實踐，支持積極的社會變化和環境變化。切實開展社會和文化研究，關注地方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生活美學構建、地方創生、社會公平與責任、環境與生態資源等領域，探討設計推動文化、社會、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方式與路徑。
應該說，在這段話誕生之前，一些同事們已經在以上這些領域開展過各類探索和實踐，只是，當要將這些內容系統地置入到教學中去的時候，更需要明確做法、意義和目標，于是才有了以上這段話。在以上表述中，“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我們所理解的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的可持續、生態的可持續、文化的可持續和社會的可持續。在這個系統中，經濟可持續是基礎，生態可持續是條件，文化可持續是責任，社會可持續是目的。作為身處藝術院校的社會設計實踐，文化既是先天之本分，又是后天之責任，因此，在藝術領域知識和資源優勢的基礎上，我們重新梳理了有關文化可持續設計的立場和方法。在相對主義的立場下，鼓勵對地方性的、邊緣化的、少數群體的物產、技藝和知識進行研究及設計介入，并形成一套方法。我們發現，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和生態的發展，都應當以多樣性、在地化、分布式和參與式等為原則，才能使社會肌體更有韌性，發展更具可持續性。正如我們曾說，走進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關口，除了習以為常的“增長”議題，更多更復雜的問題需要全社會來面對和解決。未來，社會的可持續性和韌性，甚至比繁榮和發展更為重要。基于這些想法，2021年12月我們承辦了DESIS的學術研討會。會議以“文化與社會的行動主義”為主題，試圖在今天的社會——“一個潛藏著各種機會和問題的巨大而復雜的網絡”中，找到它扎根的基礎并探討設計發生作用的各種可能性。出于更好地呈現多維度社會設計實踐的考慮，此次會議不僅邀請了高校的專家學者，還邀請了行業的踐行者，并安排學界和業界的實踐者交替分享成果，以構成一種完整面貌并促成交流。
《設計》：2022年最新版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中,設計學成為交叉學科門類的一級學科（可授予工學、藝術學學位）。這預示著設計學科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對社會設計是否會產生直接的影響？
彭圣芳：2022年9月14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公布了《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目錄中有關設計的學科設置變動較大。具體地說，設計學被“一分為三”，即2011版學科目錄中的一級學科“設計學”，被拆分為三個部分。除了留在“藝術學”門類下的兩處有關設計的設置外，最大的變化是“設計學”（注明可授工學或藝術學學位）成為新設立的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這一設置體現出對當前設計研究范域與方法的多學科性的肯定和強調，呼應了國家鼓勵和引導學科交叉的提倡。
應該說，設計知識體系的交叉性與生俱來，設計學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則是學科化的結果。曾被稱為“實用美術”的設計，其母學科是美術。正是因為有更多與技術和社會的關聯，設計才逐步從美術學科的母體中獨立出來。今天，設計的學科化和應用領域的拓寬更使交叉性成為一種自覺和趨勢：一方面，學科化使得對研究設計的工具性方法更為倚重，除了史論研究的人文學科方法外，心理學、管理學、認知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方法在研究中皆為常見；另一方面，新技術和生活方式拓展出的新媒介、新物種和新領域，使設計在新的應用領域（如交互、體驗、服務、組織等一切有形或無形的對象）中產生了新的科學問題，也需要跨界尋求科學的解答。因此，設置交叉學科“設計學”能在設計實踐和學術研究兩個層面契合設計領域的現狀。
此前很多年，設計領域從內容到方法的跨界動向已引起學界的關注，“學科間性”就是學界討論的焦點。在2013年3期的《Design Issue》發表的論文“Design Without Disciplinary”中,Craig Bremner和Paul Rodgers很詳細地梳理過學界對設計學科性質的各種描述，包括：多學科（multidisciplinary）、復合學科 （pluridisciplinary）、交叉學科（cross disciplinary）和超學科性（transdisciplinary），隨后，甚至提出“無學科性”（undisciplinary）的概念。不過，“無學科性”的提法發人深思：多方加持的方法和不斷擴張的邊界，使得設計在無所不能的同時也逐漸面目模糊，在被精心建構的同時也在被不斷消解著……給“設計”一個合適的定義成為比研究設計更有難度的事。其實，正如許多新興的學科一樣，設計學科的交叉屬性建立在近代以來知識不斷分化的基礎之上，形成交叉的前提是分化。而20世紀下半葉以來，知識生產在高度分化的基礎上又呈現出高度綜合化的趨勢，以致于有邁克爾·吉本斯等歸納的知識生產的“模式2”，即在應用環境中，利用交叉學科研究的方法，“強調研究結果的績效和社會作用的知識生產模式”。設計的學科化正是在這股趨勢中完成的，其知識生產堪稱是“模式2”的典型。
設計的學科化不僅催生了對多學科研究方法的關注，還促使設計學向基本問題溯源。“一切學科的盡頭都是哲學”，人類的理性使其在任何時候都在努力走向方法和基礎層面，近幾年“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被業界和學界高度重視和深度闡釋即為一例證。而向基本問題的溯源與設計學科的多學科性及設計實踐的跨領域性卻是相逆的，作為交叉學科的設計學正需要在這個相逆的過程中構建自身的學科知識體系。應當注意，在2020年設置交叉學科門類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印發了《交叉學科設置與管理辦法（試行）》，提出“在學科交叉的基礎上，通過深入交融，創造一系列新的概念、理論、方法，展示出一種新的認識論，構架出新的知識結構，形成一個新的更豐富的知識范疇，已經具備成熟學科的各種特征”可以界定為交叉學科。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負責人還特別說明，“學科交叉不等于交叉學科”，并為試點學科制定了退出機制。看來，新的“設計學”如何通過交叉建立起對人類知識有所貢獻的設計知識體系，是一項具有價值但也有挑戰性的工作。
基于以上認識，社會設計領域的交叉尤其值得討論。很明顯，社會設計不僅關注的社會問題的覆蓋面之廣前所未有，其實踐中的跨界方法也非常豐富。前面我談到過，對“社會”理解的不同側重是理解社會設計不同定義的前提，并列舉了幾種不同側重，但其實還有一種理解是可以以社會科學的視角來理解“社會”（卡梅倫·湯金懷斯），強調設計或是在多種社會科學基礎上，或是與其他社會科學協作，以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例如社會設計中常有的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視角，常與之協作的產業經濟、公共管理、社會工作等領域，已經清晰地勾畫出了社會設計的社會科學基礎和語境。那么，在當下，我們已經很難不承認“社會設計”具有交叉學科屬性的情況下，“社會設計”的交叉學科基因里一定有社會科學，并且絕大部分應該是基于社會科學各領域的交叉。在《“一分為三”的多面觀——設計學科專業目錄調整的解讀與思考》一文中，我曾對新目錄中交叉學科“設計學”的何種交叉，如何交叉以及交叉程度都有過設問，并直言新目錄中規定交叉學科“設計學”“可授工學、藝術學位”也已經不足以概括當下發生在設計領域的交叉和其豐富屬性，也即是說，如果把交叉學科“設計學”僅僅理解為“藝工交叉”，認為采用自然科學方法和聚焦技術領域是交叉學科“設計學”的唯一內涵（當前學界的主流觀點）是不完整的。顯然，這種設定無法涵蓋“社會設計”作為交叉領域的實踐和研究現狀，也忽視了其他設計領域與社會科學廣泛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