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人：李葉 李杰
受訪者：周博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
周博，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設計的歷史與理論、視覺文化研究。已出版專著《斷裂與綿延：中國現代設計史研究》（2023）、《人道的棲居：中國當代設計批評》（2021）、《現代設計倫理思想史》（2014）、《中國現代文字設計圖史》（2018）等5部，譯著《為真實的世界設計》（2013，2020）、《運動中的視覺：新包豪斯的基礎》（2016）、《文字設計》（2017）等7部，主編《設計真言：西方現代設計經典文選》（2010）、《字體摩登：字體書和中國現代文字設計的再發現（1919-1955）》（2017）等。目前負責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新中國設計史研究”（2021）和重大項目“漢字傳承與創新設計研究”子課題“漢字設計的譜系與傳承”（2021）。獲獎包括教育部第八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2020）、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高校青年教師獎（2014）等。
《設計》：如果請您言簡意賅地描述社會設計，您會如何概括社會設計？
周博：在討論設計的功能指涉時，總是有一個“Design for”的問題，就是“為什么而設計”。“社會設計”現在用的比較多的是“Social Design”這個概念，以前也有“Design for All”或“Design for Society”的提法。應該說，“Social Design”里面包含著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為社會設計（Design for Society）”，為社會的福祉設計，為社會上廣大人群的利益設計；其二，用設計的方法合理地動用社會資源和要素，讓社會要素參與到設計的過程中去，也就是與社會一起來做設計（“Design with Society”），最終實現設計的社會目標。社會設計往往以解決復雜的人類社會問題為己任，強調設計師在社會中的角色和責任，并希望通過設計的力量推動人類社會和生態變革。
關于“Social Design”的討論，事實上，在西方現代設計的烏托邦思想傳統里面，一直隱含著設計應該為社會，為更廣泛的人類需要和福祉服務的主張。比如，在莫霍利·納吉（Laszlo Moholy Nagy）的名著《運動中的視覺》（Vision in Motion，1947）在結論部分就指出，希望建立一個“社會設計的議會（Parliament of Social Design）”，這是“Social Design”這個概念出現比較早的一次。后來出道的設計理論家維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的名著《為真實的世界設計》（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1971) 發出了社會設計的先聲。此后有三個人的思想比較重要：一個是奈杰爾·懷特利（Nigel Whiteley），他的著述《為社會設計》（Design For Society，1993），較早地提出社會設計的主旨，在蘭卡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獨立地發展出了“為社會而設計”這個概念；再一個是《設計問題》（Design Issue）的創始編輯、著名設計史論家維克多·馬格林（Victor Margolin），他在《設計問題》上發表了多篇關于“Social Design”的文章；另外一個就是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他也是較早討論社會設計問題的設計理論家，寫了很多重要的文章。以上學者在學術界為推動“社會設計”的概念做了很多工作，現在前兩位已經作古。可以說，“社會設計”的概念是淵源有自的，隨著多學科視角的介入，今天的社會設計也越來越成熟，并逐漸出現了許多有關社會設計的目標、方法和價值的探討。
《設計》：社會設計的基本元素都有哪些？價值如何體現？
周博：如果把社會設計看做一個系統，其中的基本要素就包括了設計者、用戶、參與者、目標、過程和方法等方面的問題。以設計者為例，過去的設計強調設計師作為主體的創造，通過設計師的勞動為資本與產業創造價值，而在社會設計的系統中，設計者不再是傳統意義上作為創造主體的設計師。設計所服務的對象、用戶會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社會設計的過程中，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主動掌控自己的生活，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導致設計者與設計所服務的對象之間主體地位的轉化。但設計師仍有一定的主動決策權，能夠將相關利益者納入設計的主體行為中。正因為社會設計這個系統中涉及到的對象不同，牽扯到的要素與內容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社會設計服務的人群不同，人群的需求與面對的問題也各式各樣。比如在農村地區的留守人群，老人可能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與醫療的保障，年輕婦女可能更需要收入的增加及情感、娛樂、消費等方面的服務，留守兒童可能更需要教育、信息、陪伴等服務。社會設計的內容會隨著這些基本元素的變化而產生整體性的變化，每個要素本身可能就是一個系統。最終，小的功能系統要與更大的社會系統嫁接、調適，比如醫療系統、商品消費系統等，由此，社會設計成為復雜系統之間的溝通嫁接、鏈接與調節。
關于社會設計的價值體現。實際上，“社會設計”這一概念本身包含了價值指向，并且有多個維度，它不是為資本服務，不以完全的企業盈利和資本逐利為目的，而是關注過去被隱蔽的一些設計領域，推動這些重要人類議題的改善，比如少數人群的福祉、社區生活水平的完善、農村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無論如何，社會設計的意義與設計師的選擇、企業的選擇有關，真正的價值不在于口號，而是真正解決問題，把系統嫁接好，真正實現以社會福祉為目標的價值追求，就是社會設計意義價值的體現。
《設計》：您從何時開始關注或實踐社會設計的？能否用一句話概括您進行社會設計實踐的原則/方法？
周博：在設計研究這個領域，方法論的研究比較多，批判性的理論比較少。我的碩士研究方向是西方近現代美術思潮，這個領域更關注批判性的理論，所以我后來轉向設計的歷史與理論，也比較關注具有批判性的設計理論。在打算讀博士之前我就買了維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nak）的《為真實的世界設計》和《綠色律令》以及奈杰爾·懷特里（Nigel Whitely）的《為社會而設計》的英文版來閱讀。2005年，我考取許平老師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西方現代設計思想史研究，博士論文題目為《行動的烏托邦——維克多·帕帕奈克與現代設計倫理問題》（2008），這篇論文的主要結構是以維克多·帕帕奈克的設計思想為中心，從設計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現代設計倫理問題的線索。我把設計倫理問題放在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結構中進行討論，而設計作為資本主義文化的一部分，又不完全是反叛的。因為設計同時從屬于商業的現代性和解放的現代性，在催生變革之外，設計對于社會而言無疑是一種建設性的力量，所以我在用丹尼爾·貝爾的這套理論的時候對它進行了修正。
在建構設計學與倫理學的關系時，我受到了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倫理學與經濟學》（On Ethics and Economics，1987）這本書的影響，主要從思想史的角度討論了設計倫理思考如何促進現代設計發展的問題。我的研究事實上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回答了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所提的一個難題，也就是如何建立起人的道德情感和技藝優劣之間的關系。從個體的獨特性出發是很難建立起這種關系的，但是從一個“長時段”的單元看，也就是一、兩百年的時間去考察，我們會發現倫理思考確實促進了現代設計思想和實踐的發展。現代設計作為一種事關人性和尊嚴的事業，也越來越強調對人類社會福祉的關注和追求。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我出版了專著《現代設計倫理思想史》（2014），其中已經談到了“social design、design for society、design for all”以及設計人類學之類的概念。后來我又翻譯出版了維克多·帕帕奈克的《為真實的世界設計》《綠色律令》等著作，得到了許多關注。我主要做設計理論和批評方面的研究，但我會關注一些設計實踐上的努力和變化，并體現在我的設計批評中，具體可參見我的文集《人道的棲居：中國當代設計批評》（2021）。
《設計》：中西方的社會問題語境和問題有較大的差異，社會設計在中國本土的實踐帶有哪些意圖？
周博：籠統地說，不管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人類都是向善的，都在追求全社會的幸福和福祉，所以，東西方的社會語境雖然有較大的差異，但在終極意義上其實沒有差別。當然，設計的思考和實踐要注意不同社會族群在生存模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傳統上的差異。
舉個例子，10多年前，為了給《讀書》雜志寫的一篇文章——《跨進泥巴墻的畫家》，我去了一趟河北定縣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當時，溫鐵軍等人曾一度要繼承晏陽初的傳統，繼續在河北定縣做鄉村建設實驗。他們與臺灣建筑師謝英俊合作，對鄉村建設學院的房屋和環境進行了設計改造。謝英俊還做了一些具有原型意義的、使用當地材料設計建造的輕型房屋，看得出是想推廣一種在地化的可持續設計理念。我去的時候，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已經荒廢了，謝英俊設計的房子也沒有人去住。我從鄉村建設學院出來，到周圍的村子里走了走、看了看，發現一個問題：與謝英俊的設計理想相反，當地農村大多數的房子都是高墻深院的水泥建筑，顯然，對于農民來說，能夠傳給下一代使用的堅固房屋才是他們想要的家宅建筑。返回去再看謝英俊在鄉村建設學院的設計，你會發現它是一種過于理想化的知識分子的設計，它脫離了中國的鄉村生活和文化傳統，也脫離了中國農民對于生存居住的實際需求。不能說謝英俊的探索就是錯的，但在中國農村它是扎不了根的，你不可能要求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民為了某個信誓旦旦的生活理念而放棄生存的安全性考慮，不能用一些環保衛士的理想主義來要求一個普通的農民。這就是文化的差別和社會語境的不同所帶來的問題。
再比如說，一些體制性的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西方解決問題的方式。比如社會設計項目的經費來源，在西方可能是私人基金會或其他公益組織，其民間力量比較強大；而在中國，社會設計更多的還是與地方政府以及官方機構的推動有關。比如近些年一些地方的扶貧攻堅項目，用的是社會設計的方法，但其底層邏輯其實是國家力量推動的產物。因此，總的來說，西方更多的是自下而上，中國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再比如，從媒介和平臺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電商營銷和互聯網經濟比較發達，我們今天的社會設計可以更多地使用互聯網平臺來進行不同要素和系統的對接，這一點對于西方的設計師來說就很難做到。所以，差異肯定是存在的，重要的是把差異里那些有益的因素利用好。
《設計》：社會設計具體倡導什么樣的思維和實踐方法？
周博：首先，要適用系統設計的方法。系統設計在建筑、產品、交互等各個領域，在方法論上都有著基礎性的作用，而社會設計是在系統設計方法之上的一種新的實踐和嘗試。社會是一切人類生產和生活的總和，即使是一個村落、一條街道、一個社區單元，其構成也是極其復雜的。因此，社會設計的實踐需要處理十分復雜的變量和參數，可以看作是有一種更為復雜的系統設計。從系統的角度來看，在處理每一個小的問題點的時候，都需要把它放在一個網絡之中，考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影響。我們也可以把社會設計看作系統論意義上的一種“涌現”（emergence），因為社會設計的過程其實是在一個廣泛的整體中，所有的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過程，這樣一個整合的過程一定會生發出新的意涵，這也是我們為什么會關注社會設計的原因。
第二，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沒有對一切問題都通用的社會設計方法，針對問題和目標的不同，需要有不同的、針對性的解決方案。但在設計的實踐過程中，可以總結出基本的模型方案，作為解決下一個問題的基礎，當然，在應用的過程中要對已有的模型加以修正。模型的積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態度同樣重要，二者的結合，可以使設計者從經驗中獲得解決問題的適當途徑，同時針對問題的特殊性作出相應的反應。
第三，要借鑒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利益相關者理論對于當代公司治理模式的影響很大，其核心觀點認為，組織應當綜合平衡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而不能只關注股東財富的積累，由股東掌握的企業決策權力和利益應該移交到利益相關者的手中。其實，我們在做社會設計的時候，針對具體的項目就會形成一個社會設計的組織和一群利益相關者。好的社會設計要尊重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讓他們盡可能地參與到項目中來，這樣才能夠更好地實現社會設計的目標。
最后，我們講社會設計，畢竟多數情況下還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做事情，更要尊重中國獨特的實踐語境，提出具有在地性和本土性的設計方法。簡單地將西方的經驗生搬硬套必然會在中國產生“水土不服”的反應，中國的社會設計應該根植于中國的土壤，尊重中國的文化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
《設計》：2022年最新版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中,設計學成為交叉學科門類的一級學科（可授予工學、藝術學學位）。這預示著設計學科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對社會設計是否會產生直接的影響？
周博：新版的學科目錄相較之前變化很大，將原來的設計學科一分為三：“設計歷史和理論”并入了“藝術學”學科；“設計”由原來的可授予學術學位改為專業學位；另有可授予工學和藝術學學位的“設計學”交叉學科。這種新的學科劃分從管理的層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個人對此持保留意見。因為當前的學科劃分在一定程度上確實造成了“學”與“術”的分離，王陽明講“知行合一”，“學”和“術”、“理”和“技”是不能分家的，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共生共同指向了“道”的生成。把具有實踐指向的理論學科與具有理論訴求的實踐學科人為的分開，不是明智之舉。交叉學科“設計學”的設置，我的理解是為了應對科技變革和經濟、社會創新的各種挑戰，目前還有些混沌，未來應該是大有可為的。
其實，設計學科原本就帶有“交叉學科”的屬性。例如服裝設計，包含了藝術設計、材料學、服裝工學、人機工程、展示、傳播等多個方面，本身就意味著學科的交叉，當然以前比較強調藝術學科的主體性和本位意識。現在的交叉學科“設計學”，更多的是從工學的角度出發，目的在于推動新興的科學技術與設計學的交叉融合，這一點從工學學位的授予就可以看出。“社會設計”本身包含了社會學、人類學、工業設計、產品設計、視覺傳達、媒體傳播等多個方面，需要多學科的交互融合，從這一點看，交叉學科的設立會對社會設計產生正面的影響。但是對于交叉學科的學科建設、培養方案和學位授予的細節，我認為還需要大量成熟的實踐和更為深入的討論作為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