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理工大學 黃祎華 邵健偉
摘要:
過度的城市轉型和發展以一種錯誤的方式吞噬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剝奪了日常生活的真實性。政府通過加強管制,讓日常生活日漸疏遠。香港,作為中國一個重要的大都市,正趨向于打造成為一個世界級城市。由于不斷增長的人口和城市擴張的影響,城市的土地受到了限制,而所采用的填海造田帶來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被強加給老城區和歷史悠久的社區。本研究關注香港分層式的日常街道生活所揭示的政府推動建造世界級城市與使用者對日常空間感知之間的差異。通過對香港填海區進行案例研究,本文描述了在歷史大背景下城市發展戰略的演變,重點描繪了對香港灣仔區的填海工程設計和使用者所持的不同視角。為了進一步提高城市生活質量與變革城市區域的融合,本文旨在闡述以人為本的設計方法去建造一個日常的公共生活環境。
關鍵詞:
日常空間 以人為本的設計 填海造田 世界級城市
Abstract:
The excessive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ave stealthily been swallowing up daily lives of the ordinary on the wrong foot, which has deprived the authenticity of everyday life and gradually reinforced domination by alienation. Hong Kong, as one of the metropolitan cities of China, is dedicated to being a world class city. Its limited urban space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constant population expansion and urban sprawl, and a new life style has been imposed upon old urban areas and aging communities due to land reclamation.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ocio-spatial structure of Hong Kong to expose the gap between the planned image of the world city and its users’conceptions of the everyday space. Using case studies of the reclamation areas in Hong Kong,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tendency of urban developmental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and highlights Wan Chai of the Hong Kong districtbased on the government and users’perspectives. To adapt quality of life to ever-transforming urban areas, this paper aims to elaborate the user-oriented approach to design a public living environment.
Keywords:
Everyday Space User-oriented Design Land Reclamation World-class City
中圖分類號:TU9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069(2015)05-0043-05
一 引言
走在香港的街頭,映入眼簾的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商標,廣告和廣告牌,以至于有時候我們會對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視而不見。就像她是如何雄偉壯觀(即便你在香港僅僅是走馬觀花似的游覽),或者為何你會自豪地把這座城市當作自己的家,亦或者可能認為“少即是多”……[1]
然而,我記得一個美國人曾經說過,“香港就是磕了藥的紐約”。城市的改造正疏遠我們與日常空間之間的距離。(圖1)
這樣的表述似乎說明了“香港……不僅有潛力成為我國的主要城市之一,而且還是全亞洲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享有美國紐約的地位”[2]。為了成為世界級的城市,香港努力從工業中心轉型為國際商務和金融中心,其經濟結構為高附加值的商業服務產業。它的戰略是集合世界上其他城市的優點,諸如:成為主要政治中心,擴充國內和國際機構的職位,成為商貿、金融和流通的所在地以及教育、研究、藝術和文化等領域專業人才的聚集地。這些因素導致這座城市的目標導向是高收入人群,而非其他人士,因此這里的生活水平高過大多平民百姓能承受的程度。過去的幾十年里,香港為了增強國際競爭力,政府一直在推行城市改造項目,在香港地理邊界內,不斷地拓展可供旅游業、經濟領域和跨國投資領域使用的土地。在城市化擴張的進程中,香港用西方美學、國外設計師的設計和跨國商貿往來等形式凸顯其打造“世界級”城市的理念。此種城市擴張的目標在于建立一個具備國際性大都市地位的城市空間,而此并未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納入其中[3]。這也就是為什么這個世界級城市的設計愿景與城市使用者對日常空間的愿景截然不同的原因了。本研究旨在提出這一命題,對于普通人來說,一個世界級的城市空間和一個日常公共生活環境,哪個是他們更需要的?
大多數的文獻關注如何使城市更富生機、更美好,而鮮有考慮日常生活質量這一論題[4]。從另一方面說,“日常生活的社會學”考慮的是日常生活質量這個論題。它強調,設計應該考慮人們對于日常空間的反饋[5],并給設計師提供一個基于城市使用者日常實踐的設計新視角。
在這個被高度結構化的社會,人們的日常生活可被具體化為感受到生活的慵懶,厭煩和人際間的疏遠[6]。然而,日常生活是我們每日賦予其意義,或者說是我們意愿的表現,也是我們內心世界的投射[7]。列斐伏爾
(Lefebvre)進一步指出,日常生活應該是“一種生活的藝術和人們自發的樂趣”[8]。比 如 ,郭 恩 慈(Guo, Enci)在《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指出,日常空間(或日常生活)的意義和內涵被描繪成較為平凡的,陳腐的,老一套的,而不是日益更新,富有生命力的。每個人都是生活的藝術家和設計師,在自娛自樂中生活,或者與其他人通過跳舞、唱歌、健身、扯閑篇和閑逛等活動創造生活的樂趣[9]。簡而言之,日常生活似乎是文化創新和社會變革
的集合地,通過“現代社會的激進重組”反映了人們的內在需求和多姿多彩的生活[10][11]。今時今日,在香港不斷改造的時代,公眾和私人,工作與休閑,單一和多元之間的巨大差異也逐漸因日常生活的挑戰而趨同[12]。在 這種情況下,日常空間,作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承載,展示了生活的戰術和策略。鑒于此,顯而易見的是,在人們按其約定俗成的方式生活會有的反應與根據社會規則設定的社會和城市規劃戰略之間有著巨大的分歧[13]。這種分歧,以及對市政規劃的抵制行為,像強者和弱者的對比一般[14]。正如夏鑄九(Hsia, Chu Joe)指出的,“生活環境是現實的,而市政規劃僅僅是文本、草圖和語言的體現”[15]。為了解決這些復雜的社會問題,規劃人員,
設計人員,政策制定者,行政管理人員和政府必須理解和領會“最小干預”和“草根空間”的含義 。
本文旨在通過當前香港的社會空間結構和政策經濟去探索其成為亞洲世界城市的統治畫面。不斷地填海工程為香港的繁榮提供了寶貴的發展空間,使之成為一個世界主要的貿易和金融中心。并且,有效而理性的土地發展極大程度上擴充了政府的國庫。香港政府憑借填海為主的發展戰略更多地關注在城市的經濟空間而非生活空間。雖然不少學者爭論了許多世界城市和理性規劃,其通過諸多宏觀的視角去理解城市的發展和生活,然而卻很少關注在究竟社會距離的空間維度有多大。文章采用一個十分有代表性的案例——灣仔,來描述填海為主的發展戰略是如何逐漸擴大社會距離和空間結構,并且爭論填海的發展與規劃越來越背離人們日常生活的需要。通過對灣仔地區日常空間使用者反饋的深入考察,我們認為,功能性的填海工程讓城市設計理解全部的人都是標準化的“普通人”, 社會空間重構的進程重新形成了把城市使用者分層的一種新型生活狀態,因此扼殺了每個城市使用者的所需所求。本研究得出,要更由于理性規劃和政府介入(或控制)導致本土特色的缺失,在發展(創造)和生活(介入)尋找一個平衡體現出社會包容從而縮小社會差距,同時通過生活(創造)和發展(介入)平衡過程是城市設計更多地關注和了解社會的本質和核心,從而建造一個美好的城市(great city)而非一個世界城市(world city)。
二 填海區,世界級城市的時代
香港的土地主要由香港島,九龍和新界組成(包括附屬島嶼)。由于香港大部分的土地都是陡峭的山脈,只有不到25%的土地被使用[16]。這種地理環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香港國際化發展和經濟繁榮,而且,香港還不得不面臨人口增長的限制。因此,香港被稱為“一座對土地饑渴的城市”。
在香港,土地被視作無價之寶。自1840年 來,香港政府一直在推進圍繞拓寬自然海岸的圍海造田工程,以把香港打造成世界級城[17]。經過100多年的歷史,圍海造田工程提供了可供人口增長和城市擴張承載的土地,而圍海造田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從政府管理和規劃的角度看,比起重建,圍海造田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最大化利益和滿足對土地需求的方法(圖2)。簡而言之,按照香港規劃、環境和土地局[18]的說法,圍海造田可能
是解決土地貧瘠的主要乃至唯一方法。因此,大量的圍海造田被看作是刺激城市發展的“難得的”機會。(圖2)
目前香港的圍海造田計劃和項目主要為了促進“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和地鐵區域的重建,在維多利亞港提供更多的土地”[18]。顯而易見的是,香港的圍海造田工程主要被用于商貿區域(圖3)。一般假設,通過建立國
際化的大都市和刺激經濟繁榮,城市改造可以提供更多宜居的區域。
為了把香港的社會空間結構從一個工業中心轉型成國際化的中心,政府減少蕭條的工業,改變土地使用的性質,以迎合城市發展的新需要。城市擴建激發了“資本和欲望的流動”,使得新的城市標志和視覺特征引起共鳴。正如2001年5月10日財富全球論壇上所述:
新地標香港項目是提升香港國際地位的新戰略的一部分。新的視覺標識——一條別具一格的龍——象征著香港的活力和創造力。我們的愿景是使香港成為倫敦之于歐洲,紐約之于北美洲一樣的地位[19]。從表面上看,城市圍海造田是整合旅游業,商貿業,文化產業,國際投資以及提供更高的生活水準的良好路徑,這些全部都是作為一個希望表現出城市活力并獲得世界級地位的城市所需的基本要素。
三 對灣仔圍海造田區的研究
政策經濟與基于圍海造田的發展戰略(簡稱:RBDS)
縱觀香港歷史,通過圍海造田,所謂的“土地饑渴的地方”的土地缺陷已經被克服,從而確保了政府稅收的最大化,也滿足了私人部門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且,基于假設市政規劃與基于圍海造田的發展戰略(簡稱:RBDS)被認為是香港轉型為世界級城市的最有效方法。政府一直在采取這一方法,而這在政治經濟領域可以帶來最直接的利益。這也就是為什么香港不斷采取擴建戰略的原因。(圖4)
灣仔是香港最早被開發的區域之一。由于地理環境的特殊性,它最初被稱為下環,字面意思是“位于下面的耳環”[21]。在灣仔區域,灣仔,中環, 上環,西環被當地居民稱為“四環”。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篇區域不再是最初字面上呈現的一個被遺忘的“小角落”。如今,在城市巨變進程中,它已經變成具有大都市特征的區域[22]。
最初,灣仔被看作是中國農民的聚集地之一,其固有的海岸線靠近洪圣廟,其位于皇后大道東。在1841年的上半年,首個圍海造田工程就是從皇后大道東開始的。這片被拓展開的土地就是后來的海旁東,它變成了
今天的壯士敦道(1890年開始叫這個名字)。從那時起,有軌電車在陸地和海岸線邊穿梭。海旁東填海計劃給灣仔的城市發展帶來了一個顯而易見的改變:大規模的開墾工作貢獻了36公頃的土地,通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海岸被拓寬到軒尼詩道和告士打道。二戰后,從1965年到1972年,伴隨著全球化的經濟繁榮創造了圍海造田的爆炸式增長。從告士打道到會議道然后進一步到灣仔碼頭,政府海岸線實施了大規模的圍海造田。在1990年代,建立了頗負盛名的香港展覽中心。緊接著推出的圍海造田工程包括濱海大道的拓寬工程,此舉為了實現“基本的大都會概念:城市面對海港,海港面對城市”[23]。按 照RBDS,位于灣仔的大量圍海造田區也遺留了一連串關于人、空間、政策等方面的問題,包括城市轉型,文化保護,社區網絡,與社會分層有關的空間分層等[24]。(表1)
香港政府:填海的愿景
從灣仔開始圍海造田開始,政府和設計者就不斷強調,圍海造田是為了彌補北邊海岸線狹窄的不足,應在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提高生活空間的質量,并為位于亞太地區的香港提高更多具備中心功能的大都市空間。第一,為了提升生活質量。政府預計目前620萬人口可能會在近幾十年里增長到800萬,而人口的增加意味著需要比現在多25%左右的土地來維持發展[23]。 規劃人員也同意通過圍海造田的方法可以快速地使人口不那么聚集,減輕市中心的壓力,以便于建立一個更宜居的居住環境。港口拓寬和相關的城市改造工程有助于重振廢棄的城市區域,減少整體人口密度。圍海造田的土地還可以發揮社區設施的作用,有助于緩解越來越擁擠的城市空間。政府還計劃在灣仔和中環之間建造一條美輪美奐的濱海大道(圖5a-b),以激發旅游潛力,并豐富當地百姓的生活。根據政府的說法,圍海造田將有效地解決當前“對于老百姓來說去濱海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的問題[23]。
第二,提供樞紐功能。由于亞太地區的快速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城市間的競爭迫使香港要提供更多的土地用以發展經濟和用以大都市的建設。正如以上所述的原因 ,RBDS旨在加強香港的樞紐功能,即作為中國南方一個貿易中心和服務中心,一個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一個學術和科學中心,一座富有文化的城市,一個高技術產業發展和研究的基地,一個區域通信和信息傳播的節點,一個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和會議中心[18]。政府進一步指出,灣仔的圍海造田提供了現存城市空間的“自然”拓展,是適應城市發展擴張的自然反應[18]。
在圍海造田中對不同土地進行分層反映了不同時期的發展需求,為了更適合城市發展戰略而尋求土地的最大價值。比如,灣仔開墾一期是建立一個可以提供香港會議和展覽中心拓展工程的島。為了進一步發揮香港的中心功能,拓展工作為國際商貿,展覽,會議和宴會創造了更多的空間。此外,規劃人員也表示,灣仔填海項目為開發人員和設計人員打造香港世界城市的形象提供了大量機會。
城市使用者:日常街道生活
上述的討論從來沒有被公眾和普通人認可過。在實施填海工程的時候,政府一貫遵循的設計原則是,管理人員應有意利用工具理性主義的原則,傾向于忽視與公眾進行必要的溝通。旅游、商 務、商業和住宅豐富帶來數十 億美元的收入。然而,城市使用者的行為和選擇是完全依靠在新環境中他們自身的利益、舒適程度、可操作性來行動,而不是政府的理性規劃,為旅客創造的充滿活力的空間以及為富有人群打造的高標準的生活設施。
灣仔填海已經成為香港城市轉型的一個關鍵手段。這些項目有能力讓香港恢復經濟地位,并展現具有后工業時代的特點。政府部門的設計原則和規劃機構傾向于削弱功能改造的實用功能,以至經歷快速轉型的圍海造田土地成為展現香港在城市復興過程中新品牌以及世界級城市形象的經濟、可靠的環境。圍海造田因為它的可見性以及對旅游業的預期,如今已成為“一個建筑實驗,城市設計和城市治理的主要場所”[25]。另外,功能性改造因為具有創業的助力,而被視作城市發展的助推器[26]。 房地產開發商和企業的目標都是利潤最大化。因此,他們投入更多的跨國資本,通過土地利用的優化,美化他們的賺錢機器。但是,政府和企業都有義務確保城市空間可以滿足居民獲得良好的生活品質。
與功能改造相類似,城市再開發和變革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威脅本土文化和當地的生活的過程。然而,為了達到世界級城市的地位,香港需要在現代文化的背景下,重塑當地的歷史和文化以維護其經濟繁榮。坦率地說,在城市中產階級化的進程中,開墾當地的土地確實是一種辦法,通過所謂的高品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來包裝一個地方,使居住于此的中產階級得到更多生活樂趣。城市改造工程引發了一系列的變化,如破壞了原有的空間,使得之前當地的日常活動煙消云散,而當地居民則不得不遷徙他處[27]。更重要的是, 它逐漸地、明顯地把人類的行為和生活方式按照區域進行劃分。
就像圍海造田的功能,填海區的城市可親近性,包括修正城市的形式,重建可接近的城市環境,都是為了以一個“偉大的城市”的形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正如之前所述,包括灣仔濱江景觀大道在內的填海工程,正按照使人們的生活更舒適的原則施工,涉及到交通、提供有意義的互動空間和當地特色的時候,沒有考慮到社會異化和空間分層。然而,預期的情況并沒有反映日常空間使用者的實際需要。圍海造田的土地被用來建立一個提供雙重功能的城市,這個城市分割為不同類型的活動。這導致了使用者街頭生活漸漸消失,以至于不同時期建造的填海區成了沒有靈魂的城市。
作者對該地區的觀察也證實了這個觀點。城市使用者更愿意待在他們的老社區,在那里有許多社會交往和建立網絡,他們可以聊天,見面,吃飯,購物等。雖然這些地方顯得擁擠和平庸,但是本土的生活習慣給了居
民更多的歸屬感。此外,諸如太原街和交加街這類的街市被視作很重要的生活核心,激發社區的活力。當地居民總是花費許多時間在這些地方滿足他們的日常需求。
觀察還顯示,基于理性規劃的城市配置是政府進行控制的一種形式。一些開放空間的社區設施(如灣仔海濱大道)并不能滿足本地和特定的社區的需求和喜好。此外,政府把控制或條例作為一種武器,限制開放空間中的所有不必要的行為。因此,理性原則適用于政府規劃人員對經濟、商務、旅游的增長進行抽象的規劃,但不適用于改善當地社區。(表2)
四 設計城市日常空間——街道
不可否認,政府和管理人員對這片區域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或控制)。他們總是相信理性的專業分析和管理控制計劃與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是同義詞[28]。然 而,一個“偉大”的城市不僅是政府規劃和控制的結果,他們更把一個城市的品質歸因于在對城市空間管控的同時,她的活力,她的意義,她的舒適程度以及她的可親近性如何。城市使用者事實上擔當了判斷空間合適與否的“讀者-反饋”角色,而這不同于設計人員試圖把空間打造得更現代的意圖,設計師往往以定量的方式標準化所有的空間。
當我們考察城市使用者如何以自然的方式接近開放空間的時候,當然這取決于空間的可親近性開放空間,特別是那些我們每日或每周都會用到的,應該設計得更貼近使用者的實際,通過直觀的、簡易的方式將兩者聯系起來。按照自由和控制平衡的原則,Lynch(凱文林奇)論述了一種更開放的期許:“對我們的目標來說,至關重要的是,未來的環境是一個開放的環境,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進來,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選擇行
事”[30]。
作為一個開放空間,街道本來就擁有許多優勢,如適合人際互動,聯絡接洽,自由來去,有時還能承擔一些特殊功能,如露天集市、示威游行[31]。通過大量的實地考察和訪談,為了設計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間,本文通過以人為本的設計方法提出以下幾點:
(一)設計和管理街道作為一個人們可供聚集的空間
• 街道必須提供方便,可達和舒適的路徑供人們聚集,例如提供可供殘疾人輪椅通過的坡道等。
• 降低或減少機動車流量,并且控制其車速。街道的不安全,噪音和污染將會大大降低人們使用街道。
• 鼓勵和提供街道座椅供人們開展社會活動。公共座椅不僅為人們提供了自由的休憩場所,更支持了多樣行為的開展。
• 設計足夠寬敞的人行道供行人移動或停留。
• 提供遮蔭擋雨的空間。例如在夏天提供行道樹可供行人停留遮蔭,或者街邊的商鋪提供擋雨棚供行人在雨天避雨等。
• 設計具有完善公共設施的街道去支持暫時的移動,停留和社交活動。
(二)設計街道去吸引不同的使用者
• 熟悉性和易讀性是兩個重要的因素,從而去吸引長者使用街道。對于滿足長者的街道設計必須多種考慮,例如安全,可辨識,清晰的標識,足夠的座椅等。
• 相對人性化的管理和控制去理解不同人的訴求,例如幼童和游民等。
• 考慮將社區的場所提供給大眾使用
(三)保留已有的社區場所
• 鼓勵和支持一些小型的生意,例如報攤,小型貨攤,街邊販賣等。這些場所常常作為本書市民日常的生活空間。
• 文化的保留和建設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去形成社會公共場所。
(四)設計街道作為令人愉快的場所
• 鼓勵沿街商鋪對于街道的自我管理。通過將商鋪內的氣氛開放給街道,不但會吸引不同人群使用街道,而且自然形成了一個安全和舒適的社交場所。
• 對建筑沿街表面進行優化設計,例如門廊可供人逗留,花壇可供人暫時休息等。
(五)賦予人對街道使用的權利
• 社會政策需要理解以自我需求為導向的行為和活動。人通常會通過一些策略而達到對于空間的使用和控制。
五 結論
城市開發和社會差距
從一個城市的全球化指標看來,香港可以被歸為一個全球商業和旅游業的重要城市。一方面,城市圍海造田工程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創造獨特的城市風光,打造充滿活力的開放空間等。但另一方面,在這些建設與開發的過程中,也暴露了一些原本隱藏著的社會差距和空間分層問題。雖然政府和規劃人員認為,圍海造田工程可以作為社區朝向理想中的社會和諧的積極推動力,但是他們很少在規劃中考慮文化認同和城市使用的差異性。街道作為城市的基本公共空間配置,在城市一體化的空間里畫出了一道無形的邊界,并且忽略了最為關鍵的一點—設計以人為本的街道生活空間。
填海工程已經實實在在地把街道作為實體的邊界,與當地分割開來。這片空間不僅喪失了對人類豐富的活動,而且也增加了社會差距。隨著現代化城市的建造,土地成本的上升,當地居民因為難以承受不斷上漲的生 活成本而離家別院。而且,在城市轉型的過程中,留下的居民并不會按照當初政府規劃預期的那樣使用空間設施。事實上,他們在社區身份認同和沒有靈魂的空間之間尋找一種創造“混合式的城市生活”。
城市設計與日常空間
在當今的全球化背景下,香港這座城市面臨內外部的激烈競爭,社會空間結構功能不得不進行調整,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解決幾項重大挑戰。比如,社會分層,空間分層,強權政治,普遍的貧困和經濟蕭條等。同時本著發展目標是使香港成為一個更有競爭力的創新之地,因此在這里,自然必須得有足夠可用于城市創新發展的土地和空間,創新性的新空間可以作為一種新的標示展現給全世界;然而這些空間本來的用途往往遠離居民的日常生活使用所需,也就導致了城市設計與實際需求之間的嚴重摩擦,對居民而言也就存在一種有別于過去傳統的生活方式。
對一個偉大城市而言,城市生活的秩序應該是個人的動力和政府的雄心富有創見的協同前進。 政府應該靈活地推進個體創造性地使用空間,而非強加和指導性地讓他們使用。香港的現代都市主義為中國主要城市的都市發展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鑒和反思的地方。 城市設計應該采用積極、主動的方式促進生活方式更貼近當地民眾,創造一個“可親近的城市”,增強對本地文化的認同,對使用者多樣性的認可,而非對看似任性的舉動進行管控。
總而言之,本文旨在轉變城市制造者(政策制定者,行政管理人員,設計師,規劃人員等)和生產產品(國際金融中心,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居民區,街道等)對城市和公共設計的關注角度向城市使用者(當地民眾,
市民,普通人等)靠攏。而且,為了在計劃中的世界級城市和使用者日常空間兩者間取得平衡,城市設計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也應該鼓勵當地民眾積極參與到市政規劃和設計的過程中來。
鳴謝:感謝香港研究資助局(RGC Ref:548310)及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研 究 經 費 的 支 持。
參考文獻
[1] Whitespace Hong Kong Limited. 2012. “Add Space.”Accessed December 15. http://www.whitespace.hk/design/addspace/
[2] The 1998 Policy Address. 1998. From Adversity to Opportunity. (Address by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Tung Chee Hwa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on 7 October 1998). Hong Kong: Printing Department.
[3] Chang, Tou C., and Shirlena Huang. 2008. “Geographies of Everywhere and Nowhere: Place-(un)making in A World City.”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30(3): 224-45.
[4] Douglass, Mike. 2000. “Mega-urban Regions and World City Formation: Globalizatio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Urban Policy Issues in Pacific Asia.”Urban Studies 37(12): 2315-2335.
[5] Lynch, Kevin. 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6] Shields, Rob. 1999.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New York: Routledge.
[7] Leuilliot, Paul. 1977. “Preface to Guy Thuillier.”In Pour Une Histoire Du Quotidien Au XIX Siecle En Nivernais, xixii. Paris: Mouton.
[8] Lefebvre, Henri. 1991.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I. Translated by J Moore. London, New York: Verso.
[9] Guo, Enci. 2011. Dong Ya Cheng Shi Kong Jian Sheng Chan: Tan Suo Dongjing, Shanghai, Xianggang De Cheng Shi Wen Hua (Chinese ed.). Taipei: Tian Yuan Cheng Shi Wen Hua Shi Ye You Xian Gong Si.
[10] Lefebvre, Henri. 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S Rabinovitch.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1] Shields, Rob. 1996. “Foreword: Masses or Tribes?”In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edited by M Maffesoli, ix-xii. London: Sage.
[12] Siu, Kin Wai M. 2001.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Space: The Perception of Planned Open Spac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13] Maffesoli, Michel. 1996.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London: Sage.
[14] de Certeau, Michel.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5] Hsia, Chu Joe. 1993. “Urban Plann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In Space, History and Society, edited by C J. Hsia, 335-36. Taipei: Taiwan Social Research Studies-03.
[16] Morton, Brian., and Elizabeth Harper. 199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ape d'Aguilar Marine Reserv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7] 李百浩, 鄒涵. 艾伯克隆比與香港戰后城市規劃.[J]城市規劃學刊, 2012, (1)
[18]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Branch. 1995.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An Overview of the Role of Harbour Reclamation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 Press Release. 2001. “New Global Brand for Hong Kong.”Accessed May 10. http://www.info.gov.hk and http://www.brandhk.gov.hk.
[20] Tang Lou Chuang Yi. 2007. Wan Chai Coastline (Chinese ed.). Hong Kong: Tang Lou Chuang Yi.
[21] Wordie, Jason. 2002. Streets: Exploring Hong Kong Islan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2] 鄧鍵一. 暖昧:灣仔的城市性格[J].滬港經濟, 2011, (6)
[23]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Branch. 1995. Land for Urban Growth: The Role of Reclam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24] Tso, Ping Shu, Leila Germano., and Emily Ho. 2006. Urban Renewal of Wan Chai: A Collision of People and Policy. Hong Kong: Asia Case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5] Dovey, Kim. 2005. Fluid City: Transforming Melbourne’s Urban Waterfront.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6] Logan, John., and Harvey L. Molotch. 1987.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7] Lees, Loretta., Slater, Tom., and Wyly, Elvin K. 2008. Gentrif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8] Smith, Michael P. 1989. Pacific Rim Cit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30] Lynch, Kevin. 1990. “The Openness of Open Space.”In City Sense and City Design: Writings and Projects of Kevin Lynch, edited by T. Banerjee and M. Southworth, 396-412.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5)
[31] Siu, Kin Wai M. 2007. Urban Renewal and Design: City, Street Furniture. Hong Kong: SD Pres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