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邵健偉
武漢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潘長學 季曉莉
摘要:
本文旨在對高密度空間環境下城市道路人行導示設計的功能性進行探究。以香港道路人行導示設施為例，通過實地調研，數據分析，及實地觀察等方法，分別從香港道路人行導示設施的空間設計及內容信息設計的功能性著手，重點探究其如何應對密集人流、復雜道路空間、多語言、文化信息的傳達障礙等問題。
關鍵詞：
高密度城市 人行導示 設計 功能性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imed at function research of the guide design on urban road under high density space environment. Taking Hong Kong as an example,through on-site survey, data analysis and field observation, from the view of guide facilities of urban road and design of information content in Hong Kong, the writer put focus on the study of how to deal with relevant practical problems, like obstacles of crowded, complexity of road spac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due to multi-culture and multi- language.
Keywords:
High density city People line guide Design Function
中圖分類號： U491.2+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0069(2015)06-0056-04
一 引言
隨著城市的高速發展，城市人口不斷膨脹，據統計，截止2013年，日本東京的人口總數已達到1330萬人[1]，香港為718.7萬人[2]，北京的戶籍人口為1316萬人，常住人口則達到1825萬人，而上海的戶籍人口為1432萬人，常住人口已達到2164萬人[3]。以上數據均表明高密度城市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
與高密度城市相攜而來的還有城市資源人均占有量的減少、人均住房面積的減少、城市環境惡化等。然而這些變化對于普通民眾來說往往還停留在各種政府的數據報告之中，能被大家感知的則是城市越來越擁擠，交通越來越混亂，而由“擁擠”帶來的壓力則更為明顯。
“擁擠”是人類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是由密度、其他情境因素以及某些個人特征的相互影響，通過人的知覺-認知機制和生理機制，使人產生一個有壓力的狀態[4]。所以當人們體驗到擁擠的同時，也承受著擁擠的壓力。這種壓力帶給人們的負面影響有很多，諸如：精神病、犯罪率的上升等，甚至對人的生理健康產生影響。在這樣的城市環境中，我們迫切需要可以減少擁擠、改善城市秩序的關于城市各方面的設計方法。良好的城市道路導示設施設計，便是其中之一。
香港作為典型的高密度城市，在僅有的1105.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了718,7萬人，人口密度高達6650人/Km2。城市中分布的大量商業與購物區，在為香港帶來發展與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擁擠壓力。為改善這種狀態，香港政府對改善商業與購物區行人環境做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2008-2009、 2009-2010年度施政報告中一項措施就是改善人流暢旺的商業區、購物中心和悠閑區的行人環境。除了增建人行天橋、實行人車分離之外，構建良好的道路人行導示設施也能夠有效地改善行人環境。
由此本文以香港道路人行導示設施設計為例，通過分析、研究其在高密度城市環境中的功能性，尋求在高密度環境下人行導示設施設計的良好方法。
二 城市道路人行導示設施的概念
“導示”的概念來自于英文中的sign， sign在辭典中的解釋為：標志、標記、符號、指示牌等意思。而從導示的中文意思來看：其中“導”有引導、開導、疏導等意思，而“示”則有展示、教導之意。雖然目前關于“導示”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解釋，但從導示的作用及表現形式分析可知，導視設施是為了讓人們在一定的環境中，安全、快捷地識別環境，而將多種信息按照一定規范組合成的，以傳遞環境信息為目的設計的一個視覺信息設施[5]。
由此可以得知，“道路人行導示設施”是在城市道路環境中為步行者設計的環境識別的信息導示設施。
三 高密度環境下道路人行導示設計的功能要求
人們對導示設施的功能研究有著類似的認識，如天津師范大學王昊認為：傳達準確的空間信息，是導識設計的基本要求[6]。李菁菁則認為，導向的工作目標是在一個陌生的區域內，可以不受語言和文化障礙的影響，只依靠導向系統就能夠方便、迅速、準確地獲得所需的信息，并相對自由的活動[7]。從環境心理學的角度可以認為，導示設施是解決人們對空間認知最簡單有效的途徑。簡單講，空間認知是個人獲取日常空間環境中有關位置和現象屬性的信息，并對其進行編碼、儲存、回憶和解碼，這些信息主要包括方向、距離、位置和組織等[8]。是人類對其生存、活動的環境的辨識，比如：在較大的范圍內你應該清楚自己所要前往的目的地應乘坐什么樣的交通工具、在哪里下車，怎么走才能到達。而較小的范圍則是如何通過步行到達目的地。
然而，高密度城市空間環境中空間環境中，步行者對空間環境的認知變得更加困難，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 復雜密集的空間環境：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各類商業圈在城市中迅速崛起，建筑群高大密集，道路網絡復雜，人們仿佛置身在巨大的迷宮之中。利用城市建筑、道路、區域等來對空間環境進行認知變得越來越困難。
2 復雜的人口結構：城市的發展必然帶來人口的高速流動，在全球一體化的推動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口紛紛涌向世界各大城市，來自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 2014年來自美洲的訪港旅客為1,699千人次，來自歐洲的訪港旅客為1,863千人次，來自北亞的訪港旅客為2,330千人次，來自南亞及東南亞的訪港旅客為3,615千人次……城市人口的復雜化必然帶來語言及文化的障礙，使得空間環境信息的傳播變得更為困難。如何在復雜的空間環境中跨越語言文化障礙，準確、迅速地向步行者傳達空間環境信息，有效疏導行人，應成為城市道路人行導示的重要功能之一。
四 香港道路人行導示設施設計的功能研究
香港作為典型的高密度城市，在如此復雜的空間環境中仍然能夠保持良好的空間發展，除了其值得稱贊的交通網絡之外，與其配套的導示設施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步行者為用戶對象，分別從香港道路人行導示設施的空間設計及內容信息設計的功能性著手，重點探究其如何應對密集人流、復雜道路空間、多語言、文化障礙等問題。
1 香港道路人行導示設施的空間設置
根據調查，香港目前已有的人行導示設施分為以下路牌、綜合指示、地圖指示、地圖指示牌以及其他道路人行指示設施。（圖-1~圖-5）其中路牌、綜合導示、地圖導示和地鐵指示設施在對行人的指示、引導以及尋路起到了主要作用，所以本文將主要研究以上四類導示設施的功能。以上四類導示設施組成了道路人行導示系統的主體，他們之間存在著距離、數量、位置以及信息內容的相互關聯，使其形成一個完整的城市環境信息導示系統，在傳達城市環境信息、引導人流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研究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功能作用，筆者在香港商業及購物集中的區域內選取了不同區域內的三條1.5公里范圍的街道，對其道路兩邊的人行導示設施進行抽樣調研。
調研的對象分別是（ 1）彌敦道，界限街到窩打道路段。彌敦道是香港最著名的街道之一，位于九龍半島，主要連接旺角與尖沙咀這兩個主要商業區，其中界限街到窩打道路段處于旺角區，道路兩邊商場酒店林立，人流密集。（ 2）軒尼詩道，軍器廠街到波斯富街路段。軒尼詩道長約1860米，是香港的主要道路之一，連接香港島西面的灣仔與東面的銅鑼灣。此路段是香港著名的購物中心，崇光百貨就坐落在此路段。（ 3）德輔道、遮打道，摩利臣街到美利道路段。德輔道與遮打道是香港島中西區的主要道路，連接金鐘、上環及中環。此路段主要連接上環與中環，也是人流密集的區域。
從圖-6及圖-7中可以看出，首先路牌在所有參與調查的導示設施中所占比重最大。且密度最高，平均每隔45米就有一個路牌。由于路牌基本設置在道路交叉口的兩側，在參考道路交叉口的數量基礎上得出平均每個路口有約1.2個路牌設施。這樣的空間設計使得在高密度環境中復雜的空間信息可以得到連貫有效的提示。其次，綜合導示所占的比重也較大，兩個綜合導示之間的距離為129米，密度相對較高，且多設置在交叉路口附近及人流密集的地方。由于綜合導示，所傳達的信息量較大，同時具備了指引功能和地圖功能，所以與路牌設施連貫在一起便組成了較完整的城市道路信息導示系統，基本可以解決步行者所在位置的確定、如何找到目的地以及確定是否到達目的地的問題。
然而城市空間的復雜性也導致了人們出行方式的多樣性，地鐵以其快速、便捷的性能成為高密度城市人們出行的首選方式。港鐵的便捷程度更是全球聞名，在人流密集的區域內地鐵指示牌基本隨處可見，從圖-6、圖-7中可以看出，在所調查的區域內地鐵指示牌的間隔約167米，不但為地鐵站提供便捷、準確的指示，也使得地上道路人行導示設施與地鐵內的導示設施相互連接，使小范圍的空間識別與大范圍的空間識別連通，進而在城市范圍內形成完善的人行信息導示系統。
2 香港道路人行導示設計的內容
導示信息的內容是導示設計的核心，其設計的合理性決定了導示設施是否能夠準確地傳遞環境信息。
從圖-1中可以看出，香港路牌設施的內容設計，首先用中英文標明道路名稱，左右兩邊用數字標明此路段上建筑物的門牌編號，并輔以箭頭強調方向。路牌雖小但其傳遞的信息內容卻很豐富：（ 1）確定道路名稱，（ 2）確定路牌之間各建筑的準確信息，（ 3）指示方向。根據這些信息可以幫助步行者確定自己所處的位置，判斷是否到達目的地、距離目的地有多遠以及目的地的方向。不但如此，信息覆蓋的用戶人群還分別包含了中英文使用者。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針對英文使用者并不僅是簡單地將中文路名翻譯成英文，用阿拉伯數字標明道路兩邊建筑的門牌號碼，更是考慮到英文使用者的使用習慣，雖然有部分中文使用者更習慣用“東西南北”辨別方向，但數字的方式是所有使用者都可以接受的。這樣的設計使其使用功能得以最大化。
綜合導示設施由三部分組成（圖-8），第一部分在導示設施最頂端，主要用來確定區域信息的。第二部分是指示部分。這兩部分內容都是由圖形、文字組成，所出傳達的信息也較為簡單。第三部分是地圖部分，這部分信息內容較為豐富，首先確定導示所在的具體位置，其次傳達了導示附近的各種環境信息，包括街道、建筑、設施、交通等，覆蓋了關于“住、行、食、游、購”等各種信息。分析其內容可以發現，（ 1）文字部分分為中文、英文、日文，其信息覆蓋的用戶人群就增加了日文使用者。但也僅在地圖部分增加了日文，這說明主要還是以中英文用戶為主。（ 2）圖形部分的內容較為豐富，有指示類圖形、標志類圖形和地圖三部分。由于圖形可以看作是通用的語言，標準標志圖形可以替代文字、語言進行無障礙溝通與交流，所以綜合導示設計使用大量的圖形、標志作為文字信息的延續，向中、英、日文以外的用戶傳達環境信息，有效地解決了復雜人口帶來的語言信息交流障礙。（ 3）色彩的使用，均選擇飽和度高且對比鮮明的顏色，如，路牌使用了黑白兩色，字跡、圖形均表達清晰，較容易從復雜的周邊環境中脫穎而出。綜合導示則選擇飽和度較高的玫紅和藍色作為背景色，文字選擇白色，二者對比鮮明，易識別。紅色作為其主體顏色，在復雜的路面環境中也較容易識別。地鐵導示則使用藍色作為其底色，配以白色圖標文字及紅色的地鐵標志。總而言之，香港道路人行導示設施都使用了識別度較高的色彩，在復雜的路面環境中較醒目，方便辨識。
五 結論
綜合道路人行導示的空間設計與內容設計分析，香港道路人行導示在設計的過程中遵循了“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充分考慮了道路人行導示設計作為公共設計需要滿足公眾實際需求的要求。在應對高密度環境帶來的復雜空間環境及多語言文化等問題時，采用提高導示設施密度，增加導示信息的連貫性，完善各導示設施之間的系統性，并在導示內容設計中綜合考慮了多語言使用者的使用習慣。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各大城市也將面臨高密度城市環境所帶來的種種壓力。本文對香港道路人行導示設計的功能性探究為中國各大城市探索高密度環境下關于人行導示設施的設計問題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感謝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與可持續城市發展學院，及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經費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