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引進現代設計教育體系，20多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在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政策的引導下，在制造業迅速發展后對設計人才需求的就業市場驅動下，高等藝術設計教育迅速擴張，到21世紀，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高等藝術設計教育大國。
針對中國設計教育隨著時間推移在實踐中不斷發現的問題，江南大學設計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張凌浩教授有自己的見解。張凌浩教授提出，發展教學方法或方式應該包括以下的重點：即如何進行深度而非一般的用戶研究；如何結合數據進行各種分析、綜合及提煉可執行的洞察；如何基于復雜環境下的問題，訓練系統創新的能力與全局性的思維；以及如何在教學中提高設計、技術、管理、金融、跨行業協作的融合創新能力。
《設計》：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的第41年，在這70年中，中國設計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請您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出發，談一談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幾個時間節點和事件。
張凌浩：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改革開放41年，中國設計取得了矚目的發展，其中很多重要的節點與事件應該銘記在設計發展的史冊之中，以回顧、激勵大家繼續努力，取得新的進展。就我本人對中國設計歷史及相關改革的了解而言，回顧身邊的70年發展，有幾個時間節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值得與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1981年，我們學院當時的造型系，派出張福昌、吳靜芳兩位教師赴日本研修工業設計，成為建國以來首批工業設計留學生，1983年學成回國后開啟了教學體系，開始了歷史性改革，率先開設了一系列現代設計課程。當時，中國的現代設計教育體系就在這幾個學校的推動下開始建立。第二個值得紀念的是1994年，海爾集團與日本GK設計集團合資成立了國內第一家由企業成立的工業設計公司，也就是今天的海高設計，這也是大型企業率先按照國際理念建立設計中心，其為海爾帶來的成功產品有目共睹。后來美的、長虹等紛紛建立設計中心，帶動了中國家電整體實力與國際化的提升。第三個時間點是2008年，這一年不僅是北京舉辦了奧運會，而且是深圳成功申請“設計之都”稱號，這一年相關產業、城市的發展開始需要設計產業領域發揮更大的引領作用，而且中國設計也開始思考自己在國際上的聲音、角色和作用。隨后到來的上海世博會和上海入選“設計之都”，進一步推動了中國設計在產業及國際層面的發展。
第四個事件是2016年12月世界工業設計大會在杭州良渚召開。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工業設計協會聯合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設計組織、機構、企業以及院校等發起的世界設計產業發展會議，中國設計協會在世界上開始發出自己的倡議，發起自己的議程，也就是和中國一起在全球范圍內促進設計創新與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最后一個是2018年11月，全球cumulus10月在江南大學召開，也是該會議第二次在中國召開。這次大會以“廣泛轉型與設計機會”為主題，聚焦經濟、社會在廣泛轉型之下涌現的新挑戰、新空間與新機會，全球400位參會代表因會議的內容自己注冊參加。特別是通過阿里巴巴新零售、田園東方綜合體、設計教育轉型項目等各種中國設計案例的實地探訪與討論，展示與分享了中國的設計思考和設計走向，有其特殊的意義。
《設計》：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引進現代設計教育體系，20多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在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政策的引導下，在制造業迅速發展后對設計人才需求的就業市場驅動下，高等藝術設計教育迅速擴張，到21世紀，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高等藝術設計教育大國。您認為中國設計教育發展到現在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張凌浩：這個階段劃分并不容易，從不同視角劃分會有不同的結果。這里只能依個人的觀點，簡單大致劃分一下。中國設計教育發展到現在，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以引進探索為主，中國設計院校從上世紀80年代初引進到90年代逐步建構起各專業的現代設計教育體系，其中包括1990年前后無錫輕工業學院、湖南大學等開始推動并實踐的工科招收工業設計專業是其中值得紀念的改革措施，這個階段培養了一大批今天中國設計界的領軍型人才。
第二個階段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10年前后，發展壯大是其主要特色，在這個階段，設計學成為藝術教育中的主要角色，例如國美、央美在此階段先后大力發展設計專業，另外Cumulus、Icograda國際院校教學合作、跨專業、跨文化互動，設計學科建設開始成為設計教育新的競爭點。
第三個階段就是現今，以學科轉型與融合探索為特色，排名前沿的院校都結合自己的優勢與特色，適應新的時代變化，例如清華的信息藝術設計，央美的“未·未來”的專業融合，國美的藝科融合與創新設計，同濟的國際化設計教育，以及江南大學的轉型設計與研究型教學等，創業孵化也將成為其中培養綜合性人才的重要探索之一。
《設計》：您有豐富的設計教育經驗，中國設計教育的變化給您最深的感觸是什么？這樣的變化給設計專業的學生們帶來了哪些影響？
張凌浩：這些年中國設計教育的外部挑戰與壓力比前幾年大，一個主要的背景就是全球與中國新互聯技術與制造業、服務業深度融合，正在引發影響深遠的產業變革，以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為代表的新經濟以及國家的重大創新戰略與文創產業轉型等戰略需求，對設計人才面向新產業領域的適應能力（解決復雜問題）提出了更高要求。這些都需要加快設計教育改革，迫切需要創新教學體系以適應迅速拓寬的應用領域。此外，設計也開始更多關注聚焦社會問題，例如老齡化、健康、扶貧等課題，其中蘊含著很多新興的復雜問題及設計研究方法，也需要改變以往我們“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分類，轉向“以問題或項目”的教學或研究思路。
這些變化不是即將到來，而是已在我們現實的腳下，需要我們清醒認識到其對教師與學生的影響及新的要求。對學生的影響，簡單談兩點：第一，面對新興的行業領域或者設計創業，其實都是設計的核心能力隨著設計邊界的擴展變得更加綜合，包括智能技術、商業與財務、戰略管理、團隊協同等成為重要的、排在前列的新基礎能力；第二，需要重新理解設計的基礎，超越原來包豪斯關于原有技術、美學與生活需求的教學認知，發展有關新的要素（例如時間）、認知、思維、原型、寫作等方面的基礎訓練，這一方面教師也需要做更多的探索與建構。
《設計》：結合您在意大利等國外的訪問經歷，您認為我國的設計教育，以及設計專業學生的水平和國外相比，都存在哪些異同？哪些方面亟需發展？
張凌浩：我在意大利米蘭理工大學學習過一段時間，對其本科與研究生做過觀察。米蘭理工學生的本科階段，以實務能力培養為重點。以其產品設計專業為例，培養目標大致為建立構思和開發每種類型新產品的能力；培養學生構思想法，為用戶（個人和社會部分）創造有用和有吸引力的產品；將學生的體驗融入制造、技術、可持續性及消費市場之中。其中，企業實踐是重要的學習板塊。估計是建筑院校的傳統，米蘭理工非常重視藝術與技術、工程的結合，強調原型在設計工程評估中的重要性。
研究生階段則具有與本科不同的體系和特色，更加注重研究的過程與方法，這一點與本科區分比較清晰。主要特色是重視跨學科項目課程，重視服務設計、社會創新、戰略設計的綜合類學位培養，注重與社會問題、產業發展及新趨勢的結合，通過Co-Design協同探索設計的機會，目前國內的設計教育改革與國外相比，總體而言，國外發展的較早，體系相對成熟，部分院校的探索有一定前沿性，例如RCA全球創新設計工程、荷蘭院校的設計技術擴展課程、米理的服務設計與社會創新。特別是一些綜合性大學的課程建設，重視教學的分階段設計，注重作業的規范，建有充足的網上共享學習工具及資源。
國內的部分學校綜合實力較強，多專業相互支撐，課程體系也有自己的特色，實驗平臺已有很好的基礎，各具優勢。但有的課程教學改革，會將研究生階段的內容更多地下移至本科階段，有時會使學生在基礎實務能力方面有所缺失，導致本科與研究生教學側重難以區分。
《設計》：目前江南大學的設計教育有哪些特色和優勢？未來有怎樣的發展計劃？
張凌浩：江南大學設計學院經過50多年的建設與持續改革，特別是在近十年的發展中，進一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與優勢，在亞洲設計院校的影響力與相關學科專業排名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應該是已成為以輕工為特色，在國內外具有重要影響的高水平設計學科、最具國際活躍度的國際化學院、業界卓越設計人才培養的示范基地。江南大學設計學院雖說不在中心城市，但是總是能因應時代的變革需要適時做出相應設計教育改革，四次獲得國家教學成果獎的主題就是最好的例證。
最近幾年一直在圍繞如何適應時代變革，構建適應未來的設計人才培養體系進行探索與實踐。包括以“整合創新”為導向，基于設計問題的復雜性與創新性重構專業培養方案；以全球性問題挑戰與產業趨勢為引領，推動研究型教學深入發展；以整合創新班為試點，通過非傳統專業構架實施“優秀人才培養”計劃；以“聯合工作坊-英文課程-交換生”國際教育合作體系，構建國際化協作學習情景模式；強化平臺支撐，建設“設計技術實驗室-創業工坊-產業聯合實驗室”實踐平臺體系。
未來，相關的設計教育改革還在持續，包括教育部、教指委都在提出新的要求，例如設計金課、產學研育人平臺、新工科專業、設計基礎重構等，我們也在做相應的布局，希望可以推動學院有新的發展，將其建設成為全球視野中國設計思考的產生地、國際設計教育變革與實踐的示范區、多元學習與創意實現的支持中心、產學研社融合的創新生態共同體，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將服務于這個系統目標。
《設計》：在前不久舉辦的“新時代設計教育與產業未來——國際設計教育高峰論壇暨中國工業設計協會信息與交互設計專業委員會（IIDC）年會”上，您演講的主題是“轉型設計——新探究與新融合”，其中所說的“轉型設計”是指什么？
張凌浩：這也是我在全球CUMULUS會議的報告主題，記得那次分享后好幾個國內外院校的專家都表示贊同，可見，這是一個面對全球問題的教育變革的共性思考。為此，我們在2016年提出“為轉型而設計”的設計改革的同時，每年召開相關國際學術會議，聚集不同院校的改革實踐者彼此分享啟發。
所謂轉型設計，其實主要是人才定位目標的變化，以適應新經濟、新科技與新社會轉型的挑戰。而目標定位直接引領著設計類人才的全員性、全程性、全面性培養過程，至于具體的路徑，我想每個學校有自身的特色、優勢與積累，應該有不同的思考。我們思考的人才定位有幾個關鍵詞：適應未來行業領域，意味著面對新互聯技術、人工智能與制造業、服務業的深度融合，新時代社會轉型的問題、機會與挑戰，皆能理解、適應與勝任；設計領導者與新型設計師，意味著特定專業知識與跨領域能力兼具，特別是戰略、系統與服務設計的思維與能力，來積極推動經濟、環境、社會、科技等多領域內各種形式的改變；受尊重、有社會責任感的設計師，意味著設計能夠影響世界，要聚焦社會問題，為可持續發展的、更美好的世界而積極設計。
這些關鍵詞直接影響到教學體系、教學方式的建構，再深入談，那就是要進一步強化和推動基于觀察、研究與解決方案更為精密的流程的教學。同時，設計也在“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通過與廣泛的專業領域的接觸而被重新構建，教學即是一種為實際情境中的問題尋找設計解決方案的反思性訓練。
《設計》：您曾經提到“文創并不簡單就不是設計微章和玩偶，還可以體現在城市發展的方方面面”，請問您認為設計和城市發展的關系是怎樣的？設計者需要具備哪些素質？
張凌浩：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展開來談可以涉及很多方面。個人認為，現在各地都在發展文創，一個博物館在研發，一個小鎮在發展，一個城市也在提倡大力支持。在中國，很多時候一個命題是對的，但是絕對化了、到處都是，這就有問題了。對于文創，文化機構、產業、城市應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使命、不同的發展方向。就城市而言，城市發展文創，并非僅是指發展文創旅游品，而是發展包括產品、旅游、文化等在內的綜合性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氛圍，應該是以創意推動城市發展的方方面面。
至于設計和城市發展的關系，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大家開始認識到，設計是城市創新發展的另一種驅動力，不同于科技、經濟。今天發展在前列的城市，例如深圳、上海、杭州、蘇州、廣州等，無不具有類似的特質。設計產業的力量，對一個城市充滿活力的服務經濟業態、多元融合的城市文化生態、創新的社會創業生態都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相關設計從業者若涉及城市文創或城市發展的相關產業，我建議應具有跨越產品、視覺等單一專業設計的視野與思維，對文創相關的價值鏈、產業經營都必須關注。而城市的管理者更加需要具有這方面的視野。
《設計》：新技術、新材料、新工具不斷涌現，工業產品設計的方法發生了哪些變化和革新？教學方法是否也隨時有所改變？
張凌浩：產品設計的方法應該說圍繞品質、策略、價值、文化四個維度有了擴展，其設計方法自然也有了新的發展，這些在很多院校的教學分享中都有體現，簡單來談也說不清楚。正如前面所提，基于復雜性、新興設計問題，教學訓練中更多的倡導基于觀察、研究與解決方案更為精密的設計流程應是主要的方向。具體來談，教學方法或方式應該包括以下的重點：即如何進行深度而非一般的用戶研究；如何結合數據進行各種分析、綜合及提煉可執行的洞察；如何基于復雜環境下的問題，訓練系統創新的能力與全局性的思維；以及如何在教學中提高設計、技術、管理、金融、跨行業協作的融合創新能力。
《設計》：2019年將是包豪斯百年紀念，請談談包豪斯對中國設計教育過往的影響以及對未來的影響。除了百年包豪斯，您認為還有哪些國家和地區的設計思想、設計方法論是值得中國去學習的。
張凌浩：應該說，包豪斯對中國設計教育過往是具有重要影響的，上世紀80年代引進的德國、日本設計教育體系及課程，就是直接受包豪斯的影響，可以說包豪斯影響了一個時代設計教育的觀念、教學與設計。除此之外，很多國家的設計教育與研究在包豪斯之后發展出了自身特色的教育理念、設計思想及方法，各具特色，在這些年的國際交流合作中，國內各校的設計教育應該融合、借鑒不少。所以，2015年55年院慶的時候，我為此專門策劃了一個“使命與橋梁——國際設計專家在中國（1979—2015）”，以回顧、整理和感謝包括英國彼得·湯姆遜、德國雷曼、日本朝倉直已、意大利曼奇尼、美國克雷格等一大批國家設計專家對中國設計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今年是包豪斯百年紀念，現在紀念包豪斯并非要繼續學習其課程架構、設計作品及具體做法，而是要學習其適應變革精神，即如何面對新的生活世界需求，如何利用新的技術進行新的適應性設計，并努力建立面向新時代的新設計教育體系，并作相應的訓練與實踐。
湯因比《歷史研究》的核心是挑戰與回應，聯系今天，即要不斷地、深刻地、準確地分析時代的真正需求，并且在需求的節點上能夠提供有效的滿足和回應。滿足這點，也就是把握了趨勢。我想紀念包豪斯，應該也是大致如此。
《設計》：中國設計一直不斷接收著來自東西方設計勢力的影響，也在接受著他們價值體系的評判，您認為中國應該如何發展自己的評判體系？
張凌浩：價值評價體系東西方并非完全不同，需要重新去建構。東西方的設計同樣都是用以滿足解決用戶的需求而進行的有品質的設計。西方的設計評價也在不斷地擴展與發展，例如設計的價值評價從原來的經濟、社會、環境進一步擴展到倫理的問題。因此，完全不同的評價體系并不存在，也沒有另立一套的即時需要。但是，有所新的側重是可以嘗試的，例如從中國幾千年文化與設計哲學發展而來的整體觀，不以個人滿足而是面向可持續世界等的一些觀點應該在新的評價體系中加以強調。
至于如何發展，我想還是扎扎實實發展好自己的設計產業，掌握重要產業領域關鍵的設計技術，這些是建立評價體系的物質基礎。同時，加強學科的基礎研究，建構并發展相關理論體系，既扎根中國現實與傳統，又兼容國際最新的設計前沿經驗。此外，提升全民設計素養也是非常重要的。
《設計》：您對正在通過設計創業，以及從事設計工作的年輕人有怎樣的建議和期許？
張凌浩：對于設計創業，我建議在校要打下扎實的設計專業知識與能力基礎，可以嘗試創業，或利用創業、從事設計工作來提升綜合能力，但并非一定要真的放棄學校學習，投入到創業之中。至于對希望通過設計創業的年輕人，我建議要盡量多學跨學科的相關知識，例如了解商業和金融財務、團隊協作與領導力、溝通與表達、項目管理等技能，這些目前普遍被認為是設計教育被期許的方向，也是未來科技創業所需要的。